“商税？”昌理问道。
县丞笑道：“要我说，上面发不出官员的工资，问题全都出在商税上。”
“何讲？”昌理道。
“我国商税三十税一，本已不高。且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免税。”
“这都是百姓生活要用的东西。”昌理道，“在这上面收税岂不是在收人头税？”
“校尉对赋税的事情恐怕不太清楚。商税并不是收在买东西的百姓头上，而是收在卖东西的商贾头上。”
“如要交税，商贾便会提高价格，不就是在对百姓收税？”
“阁下，如果不收税，商贾是否不提高价格？”县丞道。
“那是因市场变化。”昌理道。
“正是。”县丞道，“商贾提高或降低价格，向来是因市场变化，而不是因为税务。”
“怎么会？这两者毫无关系吗？”
“关系自然是有的，但不像阁下想的那样直接。如果商税十税一，商贾不提高价格就赚不到钱，那么宁可卖不出货物，商贾也要提高价格。”
“你是说三十税一，不必提高价格？”昌理道。
“不必。”县丞道，“不如说税太低。”
对于从小被教导要心怀天下苍生，体恤百姓疾苦的昌理来说，这个言论让人耳目一新。
“那么你看该设多少？”昌理道。
“十五税一，有些税种可以十税三。”
“哪些税种？”
“盐酒茶矿。”
“这四样都是百姓生活所需，如何能够十税三！”昌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