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这个算盘,吴浩也看的清楚:
无非是用吴浩统兵大员的身份,给皇帝施加压力。
目下,真正意义上的“统兵大员”,只在宋金对峙的前线。
西路的四川,一团乱麻,指望不上——就不是一团乱麻, 传统上,四川的封疆大吏,亦极少对中央的大政指手画脚。
四川地域广大,出产丰富,地理上,却是封闭而独立,尽有身在朝廷时一副忠臣孝子模样的, 进了川,就起了异心的, 譬如韩侂胄北伐时的吴曦;又譬如秦朝的蜀相陈庄——哦,彼时还是秦国。
(吴曦是吴璘的孙子;吴阶、吴璘兄弟经营四川多年,吴曦叛宋,除了错判形势,也是因为在内心深处将四川当成他们吴家的私产了。)
所以,为避嫌,四川的封疆大吏很少对朝廷大政发表意见——况乎立太子这样的超敏感话题?
中路的襄樊,统帅是赵方,留意,此君的头衔是“京湖制置大使”,吴浩的“淮东制置使”没有那个“大”字,可见地位有别。赵方帅边多年,去春金欲“取偿于宋”,不逞于中路,就是赵方的主持之功, 襄樊保卫战立下大功的孟宗政, 也是在他的麾下。
(说多一句, 孟宗政有个儿子, 名曰孟珙)。
赵方资格老、本事大、脾气硬,史弥远根本不能指望他来替自己火中取栗。
so,就剩下东路的吴浩了,碰巧,你还是我的人,so,这件事情,不找你办找谁办?
这件事,是真特么……火中取栗。
事实上,照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基本是儒家的观点啦),天子无私事,统嗣大事,关乎社稷盛衰,是“国本”,绝不只是天子的“家事”,而士以天下为己任,不可以不弘毅, 天子以何人为嗣,吾等绝对有发表意见的权力;同时, 在这个问题上, 天子也绝对有“兼听”的义务。
特别是,目下还是宋,不是明,更不是清。
但是,有个前提或曰潜规则,这个权力,只限于“士”——即文官,不包括武将。
所以,岳飞当年建议高宗立其养子赵瑗为储,高宗责备他说,“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话说的很重,也很直白,岳飞听了,“面如死灰”,“声落而退”。
事实上,岳飞是因收到金国欲放归钦宗太子赵谌的谍报,才向赵构提议立储,以示国本已固,大位有归,既绝了敌人的觊觎,又确定了高宗的
正统,是真心实意的为赵构好,为国家好。
其实也是正办——赵瑗就是后来的孝宗,折腾来,折腾去,二十五年后,到底还是立他为太子了。
当然,二十五年,是段很长的距离,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主张立储的,并不止岳飞一人,宰相赵鼎为首的一派,也是主张立储的。
但就因为岳飞是统兵的武将,被皇帝指责完之后,又被赵鼎等文官指责,“飞不循分守,乃至于此!”在文官们看来,岳飞此举,是“越权”——侵犯了文官在统嗣大事上发言的“专有权”。
说起来,岳飞和赵鼎的私交,还算好的呢。
岳飞不晓得这个潜规则吗?不,他晓得的。
岳飞将自己欲建言官家立储的决定告知幕僚薛弼,薛弼劝他说:“身为大将,似不应干预此事。”岳飞回道:“臣子一体,也不当顾虑形迹。”
岳飞,是真正为国、为民、为君主而不计自身利害的。
并不是所有的文士都认为岳飞“不循分守”,吴浩很不喜欢的朱熹,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支持岳飞的。
朱熹对高宗的表态表示不解,“此等事甚紧切,不知何故恁地说?”接着称赞岳飞,“如飞武人,能虑及此,亦大段是有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