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麓川》。
2《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3《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战事,对哈密卫忠顺王倒瓦答失里的求援置若罔闻,坐失西域要道哈密卫。十一年,也先又率兵攻打兀良哈三卫,并要求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供应粮食,英宗与王振只是命郭敬“毋见,毋予粮”,并不一兵一卒去救援兀良哈。瓦剌相继扫除了明朝西边和东边的屏蔽,接下来,便毫不客气地大举入攻内地。
对于瓦剌的南攻野心,朝廷大臣也曾一再建言。正统六年(1441),刘球曾建言罢兵麓川,北防瓦剌。八年,又上疏:“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1,宜加强北边防务。但王振以其语刺己,把刘球逮下诏狱,令指挥马顺杀害并肢解了刘球。正统十年,兵部尚书邝埜建议增兵大同,巡视西北边务,而英宗、王振只热衷于麓川兵事,对瓦剌的咄咄逼人之势则视而不见。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贡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使贡马送聘,朝廷答诏“无许姻意”2,遂于是年七月,大举进攻辽东、甘州、宣府、大同等地。也先亲自率兵进攻大同,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率皆陷没。败报传至京城,好大喜功的王振不知利害,竭力鼓动英宗亲征瓦剌。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等“伏阙恳留”,而英宗与王振执意不听。
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太监金英辅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以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焚、户部尚书王佐等随从,亲率五十万大军匆匆忙忙向西北进。十八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1。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至大同,也先北撤,欲诱明军深入,王振以为瓦剌畏惧而退兵,坚持要进兵北行。邝埜、王佐等见势不好,力谏回銮,王振不听。后太监郭敬将瓦剌的实力密告王振,王振始惧,下令班师。王振是蔚州人,开始准备从紫荆关走,到蔚州后请英宗驾幸其第,后又怕大队人马损坏乡里庄稼,所以行进四十里又改道东行。明军迂回改道,当初十日退至宣府,瓦剌骑兵已大批赶到。十三日,英宗大军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众欲入保怀来”,而王振以辎重未至,坚持留驻土木堡。十四日清晨,瓦剌军逼近明军,占据水源。也先从麻谷口动进攻,都指挥郭懋与瓦剌激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与明军讲和。王振见使者来议和,急令移营就水,明军刚移动三四里,瓦剌骑兵遂四面围攻上来,“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死者数十万”。张辅、邝埜、王佐等数百名大臣勇将战死,护卫将军樊忠用棰捶死王振,说:“吾为天下诛此贼!”最后,自己也英勇战死。英宗在混战中突围不成,下马盘膝而坐,1《明史》卷一七《刘球传》。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士木之变》。
遂为瓦剌所俘。
土木堡惨败,明朝皇帝被俘,五十万精锐尽失,二十余万骡马、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从此明军元气大伤,也先则更加野心勃勃,冀以一统天下。
景帝即位与北京保卫战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至京城,朝廷内外一片恐慌,“群臣聚哭于朝”1,侍讲徐珵甚至提出南迁京师的逃跑主张,兵部侍郎于谦挺身出来反对,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2于谦坚决抗战的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一批官员的支持,太监金英将徐珵叱出殿外。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二十一日,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把备战御敌的重任交付给了于谦。
二十三日,郕王临朝主政,群臣请族诛王振以安人心,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当堂叱骂群臣,愤怒的人们再也忍耐不住,当堂击毙马顺,又打死王振同党宦官毛贵、王长随。面对血淋淋的场面,郕王害怕想退回宫去,于谦“排众直前”,拦住郕王,请其宣布“顺等罪当死”,廷击马顺的官员俱不论罪;并将王振侄儿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清除王振余党,顺应了民心,稳定了政局,使得朝野能上下齐心,共同御敌。九月初,群臣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以安人心,孙太后准议,郕王却惊让再三,于谦坦荡地对郕王说:“臣等诚爱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3九月初六,朱祁钰即位,是为景帝,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明史·于谦传》称:“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于谦增兵调援,运粮、运兵械入京,积极做好战备。同时,还荐举了一批有军事才干的将领守卫重要关隘,并请景帝奖励镇守宣府、大同有功之臣,鼓舞了民心士气。
十月初三日,瓦刺久攻宣府、大同不下,便集中兵力,大举进攻紫荆关、古北口,进逼北京。初九日,瓦刺军在叛降宦官喜宁的引导下,绕小路越过山岭,攻破了紫荆关。十一日,瓦刺大军直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为“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1。也先听从喜宁的建议,用议和迎驾之计来试探明军的虚实,遭到景帝和于谦的严辞拒绝,诡计落空。十三日,1《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2《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3《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1《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瓦刺从德胜门展开进攻,明军事先已有准备,埋设了伏军,瓦刺军大败,也先之弟“铁元帅”平章孛罗卯那孩也在此战中被火炮击毙。瓦刺军还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动了进攻。在西直门,明军守将都督孙镗率军迎战,城上火炮助战,孙镗失利,背靠城池拼死力战,后有二路援兵适时赶到,瓦刺三面受敌,被迫退却。在彰义门,副都督武兴率兵迎战,瓦刺军前锋失败稍退,明军阵中有数百骑想要争功,跃进出阵,扰乱了阵形,瓦刺军乘机反攻,明军败退,武兴中箭死。瓦刺军追至土城,遭到当地居民的阻遏,随后,明援军赶到,瓦刺军仓皇退兵。也先攻城五日不下,又得到各地援军将赶到北京的消息,恐怕腹背受敌,退路被断,遂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陵寝殿,退出塞外。北京保卫战获得了胜利,明皇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英宗复辟也先进攻北京城失败,想要夺取明朝江山的野心受挫,而且明朝立了新皇帝,手里的王牌——英宗朱祁镇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无奈之下,于景泰元年(1450)六月,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送回英宗。景帝虑及皇位不保,不愿接回英宗,在于谦的劝说下,最后应允讲和,接回太上皇。
八月十五日,景帝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将朱祁镇迎回北京,进东安门,举行授受帝位仪式后,即将朱祁镇送进南宫禁锢起来。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大臣奏请复立英宗之子沂王为皇太子,景帝迟迟不允。十二日,景帝召石亨至病榻前商议事情,石亨见景帝病势沉重,遂与同党都督张、太监曹吉祥谋议,与其复位东宫,还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1。十四日夜,石亨等聚集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即徐珵)家里密谋行动计划。十六日夜,徐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遂与石亨、张
、曹吉祥等会合,夜四鼓,开长安门,纳兵千人,直奔南宫。宫门上锁砸不开,徐有贞命军士悬巨木撞门毁墙,撞开门墙后,即扶朱祁镇登辇,入东华门,至奉天殿升座,英宗复辟。此次事件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的次日,便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等下狱治罪。石亨、徐有贞等诬陷于谦、王文等谋立藩王,议罪处斩。徐有贞在英宗面前振振有词地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1功高盖世、爱国忘身的于谦,最后却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英宗大封“夺门”有功之臣,徐有贞先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预机务,后又升任兵部尚书,又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为忠国公;曹吉祥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张封为太平侯。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1《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徐有贞入阁以后,得到英宗的宠信,独揽内阁事权。同党石亨、曹吉祥渐生不满,两人联合起来,离间英宗与徐有贞的关系,并暗中使人弹劾徐有贞专擅威权,结果,才当了六个月阁老的徐有贞被逮下锦衣卫大狱,谪戍云南金齿,直到天顺四年才被放回原籍苏州。
然而,英宗对曹、石两人也心怀不满,一是两人劣迹昭著,强夺民田、冒功贪赏、纳贿卖官;二是除掉徐有贞后,两人依恃兵权,专横跋扈,使英宗感到难以控制。吏部尚书李贤为英宗出主意,让他独断乾纲,将权力收归己有。天顺三年(1459)七月,英宗召大同镇守石彪(石亨侄子)还京,石彪指使千户杨斌入京保奏其留守大同,这使英宗更加怀疑石亨叔侄心怀不轨,便立即派人将石彪逮捕入狱,后又将石亨下锦衣卫狱。次年二月,石亨死狱中,石彪等被处死。石亨门下冒“夺门”之功得官者四千余人悉被罢黜。看到石亨的结局,曹吉祥、曹钦叔侄寝坐难安了。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密谋在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由曹钦拥兵入朝,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废除英宗。当天夜里,都指挥马亮从曹钦处逃出,到朝房告曹吉祥谋反情况,正在值夜的恭顺侯吴瑾、统率西征军的怀宁伯孙镗急书:“曹钦反”,投入长安门,宫内立即逮捕曹吉祥。曹钦失去内应,进不了宫门,在东西长安门纵火焚烧,并杀死杀伤了东西朝房的官员,孙镗急召西征军二千余人镇压,战乱很快被平息,曹钦兵败投井死。曹吉祥三天后被凌迟处死。史称这次事件为“曹石之变”。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终年三十八岁。
第二节成化至正德年间的政治宪宗怠政,汪直掌西厂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太子朱见深奉诏即位,是为明宪宗,诏改翌年为成化元年。
宪宗刚即位,就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门达在英宗晚年深得宠信,而李贤时为内阁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1。门达因此衔恨入骨,设计构陷李贤,事情败露,英宗也未处置门达。英宗病重,门达蓄意勾结王纶,欲除掉李贤。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宪宗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因他罪并,“论斩系狱,没其资巨万”2。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宪宗十分倚重李贤,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1。但李贤辅政不久,即于成化二年冬卒。
成化二年(1466),宪宗平反了于谦的冤狱。次年二月,受于谦案牵连被贬逐的官员商辂被召回,“命以故官入阁”。商辂上疏辞官,宪宗挽留说:“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辞。”2其时,为宪宗所倚重的阁臣还有孜孜奉国数十年、“持正存大体”的彭时。彭时在成化七年上疏劝诫宪宗不要迷惑佛事,浪费钱财;针对宪宗时形成的传奉官制度,提出“传旨专委司礼监,毋令他人,以防诈伪”;针对宪宗荒疏朝政的情况,提出要“延见大臣议政事”3。彭时的上疏都是切中时弊的,然而荒怠的宪宗已听不进忠言。
宪宗不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史称:“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戚贵畹,上下壅隔。”4宪宗宠幸万贵妃,进而又宠信万安。万贵妃原为孙太后宫女,后入侍宪宗于东宫,因其“机警,善迎帝意”,故深得宪宗宠幸。皇后吴氏仅因杖责万贵妃而被宪宗废去,打入冷宫。宪宗出游,万贵妃戎服前驱,侍从在侧。宫中宦官用事,亦要见万贵妃颜色行事,“一忤意,立见斥逐”5。万贵妃以父兄为锦衣卫指挥使,侦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官,并通过阁臣万安,与内阁时通声气,把持朝政。翰林学士万安于成化五年入阁,他通过各种关系,与万贵妃叙上族谱,1《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2《明史》卷三七《门达传》。
1《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2《明史》卷一七六《彭时传》。
3《明史》卷一七六《彭时传》。
4《明通■》卷三三。
5《明史》卷一一三《万贵妃传》。
自称子侄,以此博得宪宗的信用。
成化十三年(1477)春正月,东厂之外又开设了西厂,以太监汪直掌西厂。汪直是大藤峡瑶人,朝廷镇压瑶民起义时被俘入宫,初为万贵妃昭德宫内使。因汪直“年少黠谲,上宠之”1。西厂刚一开张,便罗织了数起大狱,令臣民悚怵不已。建宁卫指挥杨晔(已故少师杨荣曾孙)被锦衣卫百官韦瑛告,汪直听说其有“家资巨万”,便不分青红皂白,将他逮入狱中拷问至死。西厂设立仅四月,阁臣商辂即连连上疏请罢西厂,“疏入,上怒曰:‘一内竖辄危天下乎!’”2太监怀恩传旨诘责商辂,辂反问道:“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守备不可一日缺,(汪)直则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辄收捕。诸近侍,(汪)直辄易置。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3怀恩将商辂的话如实上奏,宪宗无奈,只得令罢去西厂,罪责汪直,谪韦瑛戍宣府。然而,罢西厂仅一月,御史戴缙、王亿别有用心地倡言恢复西厂,宪宗本来是不得已而罢西厂,此时便乘机恢复西厂,仍用汪直掌西厂。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等一批正直官员屡谏不听,均遭排斥,相继致仕离开朝廷。而与此相反,阿谀汪直的朝臣都得到了升迁,戴缙为尚宝司少卿,后又擢升佥都御史;王亿擢为湖广按察副使;汪直的左右爪牙王越升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学院事,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一时间,汪直势倾天下,其奉诏巡边,“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4。兵部侍郎马文升因对汪直“不为礼”,又轻视陈钺,遂被汪直陷害戍边。汪直“年少喜兵”,在辽东杀害海西诸部入贡人员,“焚其庐帐而还,以大捷闻”1,回京后,宪宗给汪直记上大功,并加其俸禄,令其监督二十团营。巡按辽东御史强珍上疏弹劾汪直、陈钺等隐瞒军情,坐失战机,结果反被汪直等诬陷,下锦衣卫狱,戍辽东。
汪直把持西厂五年,作恶多端,后因与东厂太监尚铭争权,尚铭在宪宗面前先告了他一状,加之万贵妃、万安、李孜省等的嫉恶,科道也交章论奏西厂苛察,汪直遂失势。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斥责“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东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2。宪宗遂降汪直为奉御,递逐其党王越、戴缙、陈钺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4《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等。
成化后期,宪宗好方术,江西南昌人李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3,被授为通政使。太监梁芳谄事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也”4。梁芳先后引进了李孜省、僧继晓,进献方术与符箓。宪宗从迷信方术渐至宠信方士,李孜省、僧继晓、梁芳等逐渐得干预政事。大学士万安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争献房中术以固宠。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万贵妃病死。八月,宪宗病死,年四十一。
孝宗求治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奉诏即位,是为明孝宗,诏改翌年为弘治元年。
朱祐樘幼年的宫廷生活备受磨难。其母纪淑妃,原为“蛮土官女”,俘入宫中后,因其“警敏通文字”,授女史,“命守内藏”1。宪宗偶至内藏,因纪氏应对称旨,遂得幸。万贵妃得知此事后,处心积虑要除掉纪氏,在宫女和太监的同情维护下,纪氏病居西内,生下朱祐樘,秘而不宣。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孝宗六岁时,因悼恭太子病死,宪宗为老而无子而悲叹,太监张敏才将朱祐樘的身世道明,孝宗遂被立为太子。纪氏被封为纪淑妃,移居永寿宫,不久,在宫中暴薨。太监张敏也因惧怕而吞金死。孝宗即位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家故人,并为其母立庙桂林府,每念及其母,“辄欷歔流涕也”。幼年的经历对孝宗影响很深。史称:孝宗恭仁俭朴,能虚心纳谏,而绝少“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2的恶习,这种个性的形成大概与明孝宗幼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弘治年间最为史家称道的是“朝多君子”的盛况。确实,弘治一朝任用了许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而一般情况下,孝宗也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正确意见,对政事作一些必要的改进。在弘治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弘治时期“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1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孝宗即位仅五天,即斥责左通政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弟锦衣卫指挥万喜等,并谪戍边。其后又罢斥了大学士万安。与此同时,孝宗则召进了一批在成化年间遭到排斥陷害的忠直之士。
3《明史》卷三七《李孜省传》。
4《明史》卷三四《梁芳传》。
1《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十月,孝宗召王恕为吏部尚书。王恕系正统十三年进士,成化年间官南京兵部尚书,历来以谠言忠直闻于朝。当时曾有歌谣称赞王恕忠直敢谏:“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2宦官怀恩亦由衷地称赞王恕:“天下忠义,斯人而已!”3王恕在成化年间屡遭宦官构陷,“帝亦衔恕数直言”4,遂命王恕巡南畿,遣他出京。成化二十二年,王恕对起用传奉官事上疏极谏,遭致宪宗不满,遂离任致仕。王恕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5。而在弘治年间,孝宗对王恕委以重任,倚为重臣。王恕掌吏部以后,“不避权贵,请谒路绝”,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了很大的整肃作用。王恕对朝政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多为孝宗所接受。王恕任吏部尚书直到弘治六年,因与丘濬生矛盾而辞官。
弘治二年(1489),孝宗又擢任马文升为兵部尚书。马文升是景泰二年进士,成化十一年任兵部右侍郎,被汪直、陈钺陷害入狱,谪戌重庆卫。汪直败后,马文升复官,成化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后又受李孜省排陷,调为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弘治时期任兵部尚书达十三年之久,后又代屠滽为兵部尚书直至正德年间。史称马文升“任兵部十三年,尽心戍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1。
弘治十五年(1502),孝宗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大夏素以安内攘外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2。刘大夏是天顺八年进士,成化年间任福建右参政,曾因得罪中官被系诏狱,后得怀恩力救,杖二十而释放。刘大夏就任兵部尚书后,明孝宗见了他问道:“朕素用卿,而数辞疾何也?”大夏顿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帝默然。过了两天,孝宗又问刘大夏:“征敛俱有当,何至今独言民穷财尽也?3”刘大夏答道:我在两广时,见广西征铎木,广东市香药,所费皆以万计。于是,孝宗下令取消这些奢侈的征取,并下令天下“事当兴革者,所司具实以闻”4。大臣忠直敢言,孝宗能虚心纳谏,这是弘治政治比较突出的一点。
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5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如这时,明初245《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3《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1《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235《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4《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建立的户口赋役制度已遭受严重破坏,世家豪族的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国家控制的田地赋税大量流失,财政匮乏,兵饷不继,宦官监军及滥封传奉官的问题,都对弘治政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弘治时期,土地兼并趋势严重,皇亲国戚占田请田动辄千顷,甚至连宦官也占据了大量民田。弘治十年八月,孝宗张皇后之兄寿宁侯“有河间赐地四百顷,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且乞亩加税粮二分”1。因户部尚书周经奏言阻止,孝宗未同意其加税的要求,但千余顷民田后来仍为其所侵占。弘治十二年,便生了寿宁侯与河间民构田的案件。十三年,皇都近旁的河间民田已大部成为贵戚的庄田,以致户部侍郎何进与巡抚高铨前往勘察时,河间人民“冤声撼野,至拥州县吏不得行”2。十八年,又有巡抚保定都御史王璟“乞罢诸内珰田,尽归之民”的奏疏。虽然对于臣下的意见,孝宗大都予以采纳,对这些夺田占田事件作了处理,但同时,孝宗本人又不断地封赐贵戚勋旧以大量的田地。这种矛盾的做法无疑又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所控制的田地大量减少,势必导致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弘治时期的财政已相当匮乏,以致“边圉多警,许生员纳马入监,有七千余名。川、陕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粮入监,通前共有数万余人”3。军费不足、荒歉救济竟然要通过滥收生员入监的办法来解决,财政状况之拮据可见一斑。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使出行,路经天津,适遇旱灾,一路上,只见“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1。弘治时期财政匮乏的状况及其导致原因,李东阳的奏疏中都作了形象的描述和中肯详尽的分析,孝宗看了颇为嘉叹,将章奏交付有司。明中后期,财政状况江河日下,这是历朝积弊所致,因循祖制的明孝宗企图在不变更“祖宗成宪定规”的前提下改变这种状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宪宗成化末年,宫中传奉官达干余人,孝宗即位后即淘汰了大部分传奉官,但由于孝宗囿于祖制,不能下决心革除旧弊,到弘治末年,传奉官又增至八百余人。对宦官监军的问题,兵部尚书刘大夏曾向孝宗指出,由于监军宦官贪污纳贿,克扣兵饷而导致兵饷常乏,孝宗则认为“第祖宗来设此辈已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3《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久,安能遽削之”2。孝宗有心求治,也能听取臣下的意见,但他因循守旧,只能在陈规旧制的桎梏下修修补补,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而,弘治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大的改观。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逝。临死前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让他们尽心辅佐太子。
武宗荒嬉孝宗去世后,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诏改翌年为正德元年(1506)。
年少的武宗“好逸乐”,“好骑射”,即位不久,便信用以刘瑾为的宦官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时称之为“八党”。刘瑾等经常以“狗马鹰犬、歌舞角觝以娱帝”1,武宗则乐此不疲。顾命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户部尚书韩文等连疏请诛“八党”,但刘瑾等八人在武宗面前跪地哭诉,称司礼监太监王岳勾结阁臣欲加害他们,武宗不辨是非,反令刘健、谢迁致仕,将王岳逐之南京,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司营务,分据要地。
武宗悉以天下章奏付刘瑾,而刘瑾则日益诱导武宗戏玩娱乐。刘瑾往往“候帝娱,则多上章奏,请省决,帝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瑾由是自决政”2。
给事中吕翀、刘菃,南京兵部尚书林瀚,六科给事中戴铣,十三道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请斥权阉、挽留刘健等辅臣,刘瑾即矫旨派遣缇骑将他们逮系锦衣卫狱,责以廷杖,除名为民。左都御史张敷华、工部尚书杨守随上言“八党”罔上诬下,也被刘瑾革去官职。前朝老臣马文升、刘大夏也都被迫致仕。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矫诏公布“奸党榜”,将刘健、谢迁、韩文等五十三名反对“八党”擅权的大臣列为奸党,并令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听其宣诫。
与此同时,刘瑾不失时机地把同党亲信安插在重要职位上。正德元年十月,他任命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二年三月,又令内阁撰敕扩大镇守太监的权力,使他们的地位悉如巡抚、都御史,刑名政事都有权干预。同年四月,河南钧州人刘宇通过焦芳的关系,厚贿刘瑾以万金,刘瑾大喜,因而把刘宇提拔为兵部尚书。同年十月,焦芳又向刘瑾推荐了陕西同乡张綵,张綵得到刘瑾的赏识,很快晋升为吏部尚书,后又入阁取代了焦芳的地位。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一时间,刘瑾势倾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不敢与之抗礼,所上章奏,都先具红揭投给刘瑾,号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称“白本”。章奏中皆称刘太监而不称其名。一次,都察院奏本中写了刘瑾的名字,刘瑾当堂高声怒骂,吓得都御史屠滽率属下跪谢,方才作罢。正德三年(1508)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在丹墀现一封状告刘瑾的匿名信,刘瑾大怒,当即令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进行诘责,直至第二天才予释放。其时正值酷暑,有的官员竟至热渴而死。刘瑾还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自己亲自掌管。内行厂较东、西厂更为酷烈,“屡起大狱,冤号相属”,“一家有犯,邻里皆坐”1,使得道路惶惧,人不自安。
刘瑾当政,贿赂公行,“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2。给事中周鑰勘事归,因无计筹措钱款纳贿而被迫自杀。刘瑾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3。及至正德五年刘瑾获罪抄家时,抄出财物竟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等等。刘瑾在短短的五年内,即搜括了如此巨大的财富,可见其贪得无厌、贪贿索贿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对于刘瑾的擅权乱政,武宗不闻不问,整日沉湎于玩乐之中,他在西华门别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每日游乐其中。皇帝的荒嬉无度、宦官的恣意枉为,致使原已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
正德五年(1510),刘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度田宁夏,周东为了向刘瑾献贿,度田时以五十亩为一顷,多征亩银,并“征马屯租甚急,敲扑惨酷”1,激起戍卒将士的愤怨。藩王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乘机起兵反叛,争夺皇位。他设计袭杀了周东、总兵姜汉等,颁布“清君侧”的檄文,指斥刘瑾内外交结,图谋不轨。陕西守臣将安化王刊印的檄文封奏朝廷,刘瑾匿而不报。朝廷派前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太监张永监军,率军西讨安化王。大军至宁夏,安化王已被宁夏游击将军仇钺设计擒获。西讨途中,提督杨一清乘机联络张永扳倒刘瑾。八月,张永押解安化王至京向武宗献俘,并呈上安化王讨刘瑾的檄文,揭刘瑾意图谋反。武宗途命连夜逮捕刘瑾。武宗“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违禁物”2,不禁勃然大怒说:奴才果然要造反!于是将刘瑾下狱审讯,六科弹劾刘瑾罪行三十余条,将刘瑾凌迟处死,榜示天下。
1《明通鉴》卷四二。
2《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3《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1《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2《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
刘瑾虽诛,但明武宗声色犬马之所好却无丝毫改变。刘瑾之后,他又宠信山西宣府人江彬。江彬初任蔚州指挥佥事,以勇武著称。在幸臣钱宁的引见下,江彬得到了武宗的赏识。一天,武宗在搏虎时,钱宁畏缩不前,江彬却冲上去为武宗解了围,武宗由是日益宠信江彬。
在江彬的诱导下,武宗屡屡出巡。正德十二年八月至十四年二月,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连四次出巡。出巡宣府时,江彬为武宗建镇国府第,并将豹房的珍玩、女御全部运送到这里。江彬还随从武宗夜入民宅,索取妇女。武宗在外乐不思蜀,出巡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第四次出巡,时间长达半年。
武宗的荒疏朝政,纵乐无度,频频出巡,使得早已觊觎皇位的藩王江西宁王朱宸濠伺机而起。江西早在正德三年起,农民起义就蜂拥而起,朝廷派兵镇压,屡平屡起。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公然举起反叛的旗帜,袭杀不依附于己的地方官,集兵六万。七月初一日,朱宸濠亲率大队人马,“分五哨出鄱阳,舳舻蔽江而下,声言直取南京”。朱宸濠经过安庆时,安庆知府张文锦等令军士登城大骂,朱宸濠便急攻安庆。当时,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刚刚将围剿了一年的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得到宁王叛乱的消息,马上组织兵力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攻克南昌。久攻安庆不下的朱宸濠得到南昌被围的消息,马上丢下安庆回援南昌。二十四日,与王守仁部相遇于黄家渡,激战三天,朱宸濠大败,妃嫔多投水死,宸濠及其子皆被擒。
宁王之乱,给了原本就想寻找机会出巡江南的武宗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武宗不听群臣的谏阻,于当年八月亲自率军平叛。军到涿州,传来王守仁平叛的捷报。大学士梁储请武宗回驾,武宗不允,反令王守仁在原地候驾,不必进京。武宗一路上游山玩水,捕鱼捉鸟,寻欢作乐,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到南京,令王守仁重新报捷。八月,武宗在南京,设广场,身着戎服,“设大纛,环以诸军”1,令释放朱宸濠等,然后与侍从等再行擒获,作凯旋状。武宗北返途中,照样玩乐不辍,九月,至清江浦,在积水潭捕鱼时舟覆入水,被侍从救出后得病不愈。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病死于豹房,年三十一。
1《明通鉴》卷四九。
第三节嘉靖年间及万历初年的政治大礼议的风波武宗死后无子,皇太后张氏(孝宗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与内阁大臣商议后,以宪宗之孙、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奉天殿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明世宗,诏改翌年为嘉靖元年(1522)。朱厚熜以藩王入继大统,史称其“多谋”而“刚愎”。确实,年仅十五岁的明世宗,绝非是不谙世事、任人摆布的少年天子,从踏入京城之日起,他便显示出君临天下的威势。四月二十二日,当明世宗来到京城外的行殿时,在即位礼仪上便与内廷和内阁生了争执。礼部官员具议请世宗依皇太子即位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世宗则认为自己是来继承皇位的,应从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位,拒绝行皇太子即位礼。内阁辅杨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状,帝不许”2。最后,内廷与内阁只得让步。第一次较量,世宗便以皇帝的权威压倒了内廷与内阁。
内阁辅杨廷和在武宗去世至世宗即位的三十七天内总揽了朝政。在这段时间内,杨廷和做了几件为世人所称道的事:(1)颁布武宗遗诏,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皇店,遣还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等,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等。(2)收捕江彬。武宗死后,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他自知“天下恶之”,在反与不反之间正自犹豫。杨廷和适时提醒皇太后布懿旨,谋划捕捉江彬,为天下除去一大祸患。(3)草拟世宗登极诏书。登极诏书长达八千多言,对时事多有兴革,如诏复武宗朝因忠直敢谏而去任降调的官员,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十四万多人,减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余石,斥去恩幸得官者,查禁各地镇守官科敛财物等。登极诏书的颁布,不仅使“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1。无疑,杨廷和所做的这几件事都是顺应民心、有利于巩固明皇朝统治的,因此,杨廷和在朝廷内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声望加上权位资历,使杨廷和在朝中的势力陡增,亦使他能藉此与羽翼未丰的少年天子世宗相抗衡。
世宗与杨廷和的矛盾在即位礼仪上已显现出来,以后在议定世宗生父兴献王主祀称号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
世宗即位五天后,令礼官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礼部尚书毛澄请示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六十余名官员上疏:以世宗为入继之君,应效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阅疏,恼火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2毛澄等仍坚持前议,杨廷和也亲自上言要皇帝服从礼部之议。明世宗坚决不从。此时,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1《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疏》,提出与杨廷和不同的“继统不继嗣”的论说,明世宗得到支持很高兴,即将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也不肯让步,“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1,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即奸谀当诛”2。到了十月间,杨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敕下礼部,称奉慈圣皇太后懿旨,“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3。明世宗暂时接受了这个妥协的结果。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4。这项提议当然是符合皇帝心意的,但此时的明世宗还是有所顾忌地说:“此关系天理纲常,仍令文武群臣集议可否?”5群官议论的结果,有二百五十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认为“必以孝宗为考,而后大宗为不绝”。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三年春正月,屡与世宗意见不合的杨廷和再次提出辞官,世宗终于不再表示挽留,并斥责他“因辞归咎,非大臣道”7。与此同时,世宗下令调张璁、桂萼等赴京集议。二百多名朝官仍坚持原议,不肯退让。明世宗非常恼怒,曾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礼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7毛纪等听后惶惧而退。
明世宗将二百多名朝官的反对看作是无君的举动,而迂腐守。至武宗时,镇守太监的权力大肆扩张,与巡抚、都御史相侔,有权干预刑名政事了。镇守太监,多有贪污纳贿、克扣兵饷、延误军机、交结内宦等不法行状。张璁任辅期间,裁撤镇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锦衣卫官五百人,并以京师亲军改属兵部。以后,又陆续裁革了浙江、两广、湖广、福建的镇守太监及一些地区的分守太监。这些大刀阔斧的裁革,极大地打击了宦官势力。史称:世宗“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1。
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清查勋戚强占的庄田,归田于民。自宪宗成化以来,诸王勋戚依仗权势侵占民田之事,屡见史载。即使政治较为清明的弘治时期,孝宗张皇后的父兄也一再强占河间民田千余顷,甚至连宫廷内宦也强占了大量民田。勋戚豪族的大肆兼并田地,势必导致国家所掌握的额田大量减少和赋税的相应减少。嘉靖时,天下额田已减少一大半,国家的税收财政1《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3《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4《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5《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大礼议》。
7《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1《明史》卷三四。
已无以为继。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谕户部清查庄田,对强占民田者,俱还原主。嘉靖十年,世宗听取了户部的建议,下令查革王府以山场湖陂荒地为名强占的民田。此后,又进一步下令,只准许王府留用封国之初所请庄田,此外,不得议留。这些清查庄田、还田于民的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的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已很紧张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编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吏部方献夫奏称: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不已。建议自现在始,已封爵的令终其身,不得再承袭。今后皇亲驸马,亦不得夤缘请封。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及陈皇后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明世宗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新政,在抑制宦官和外戚勋贵势力的展上颇有成效,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清查庄田,还田于民,对赋役制度的改革,都旨在抑制土地兼并的展,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均平人民的负担,是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这些改革仅是在局部范围内,且“数行数止”1,未能全面而持久地展开,因而它的成效也很有限。及至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2。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世宗崇道与严嵩揽权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下令拆毁京师诸淫祠,并没收了在正德年间赏赉无算的大能仁寺僧齐瑞竹的资财,毁损了玄明宫的佛像。然而,自嘉靖二年始,世宗在太监崔文等人的诱导下,开始崇信道教方术,在宫中到处建醮,日事斋醮。世宗崇道修玄,愈到后期愈益崇信,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嘉靖三年(1524),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被征入京。他在宫中祷雪应验,世宗因之宠信不疑,封其为“致一真人”,在京城西建真人府,并遣缇骑四十人供洒扫,赐田三十顷,免其赋役。嘉靖十五年,加授其为礼部尚书。十八年,邵元节死,恤典同伯爵例。邵元节死后,方士陶仲文得到世宗宠信。世宗先封其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后世宗得病,既而痊愈,世宗认为这是陶仲文祈祷之功,故授其为少保、礼部尚书,后又加授太傅,食一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品俸。数年之内,陶仲文官至三孤,可见道人术士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谏官的命运。嘉靖十八年九月,明世宗竟欲令太子监国,以便自己去静修炼道。太仆卿杨最上疏反对,“帝览之大怒,逮系镇抚司考讯,久之死狱中”1。二十年正月,御史杨爵上疏请禁除邪佞之术,“帝大怒,命镇抚司长系之”2。自此以后,延臣再也不敢谏阻,神仙祷祀之风愈演愈烈。
世宗中年以后,“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3。当时阁臣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俱以善撰青词而入阁,时人讥之为“青词宰相”4。其实,“青词宰相”远不止这几位,他如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也都以善撰青词而得到世宗的青睐。
嘉靖二十一年(1542),皇宫内生了一起宫婢造反之事,明世宗差点被勒死。此后,世宗便“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
世宗对道士方术长期宠信不衰,但对内阁辅却时时防范,权势稍盛,便加抑制。嘉靖朝的内阁辅,就如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即使宠信如张璁、夏言,也“罢相者屡矣”。阁臣方献夫“见帝恩威不测,居职二岁,三疏引疾”1。嘉靖朝任辅时间最长的是严嵩,这与严嵩“一意媚上”,善于见风使舵,善于揣摩世宗的心理有很大关系。严嵩也是两度为辅。第一次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当时严嵩勾结给事中王交、王尧弹劾辅翟銮,翟銮被削职为民,而严嵩得以继任辅。但严嵩任辅后,“事取独断,不相关白”,“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票拟事,政事一归嵩”2。严嵩任辅仅一年,“帝微觉嵩横”3,于是又复用夏言。夏言复任辅,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严嵩暗中勾结被夏言处罚的官吏,并收买宫中太监,而夏言则视太监为奴仆。如此,夏言在世宗面前屡屡失意,而严嵩则能及时得到情报,了解世宗的喜怒心态,讨得世宗的欢心。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在计划收复河套一事上违忤了世宗旨意,严嵩终于抓住机会,设计诬陷夏言,夏言被杀。严嵩第二次任辅长达十四年之久。这十四年中,住在西苑的明世宗,“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4。明世宗为防1《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3《明史》卷一九三《顾鼎臣传》。
4《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1《明史》卷一九六《方献夫传》。
2《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3《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4《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止大权旁落,也偶尔“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但严嵩往往能揣摩世宗心理,“移帝喜怒”而不失5。严嵩柄政时间久了,植党营私,排斥异己,对弹劾自己的官员必欲置之死地,制造了不少冤狱;而其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广市良田等危害朝政的恶行,更令天下人“罔不怨恨”。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世宗向他问道:“今天下何以不治?”蓝道仙“假乩仙言嵩奸罪”1。御史邹应龙在阁臣徐阶的支持下,上疏极论严嵩父子不法之事。对严嵩久握权柄、遍植党羽早已心怀不满的世宗,遂藉此令严嵩致仕。严嵩致仕后,世宗还一度“追念其赞玄功”,要徐阶等效法严嵩,助其崇道“同辅立修”2。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病死,其子朱载堉继位,是为明穆宗,改翌年为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在位六年,醉心于玩乐挥霍,使嘉靖以来“帑藏匮竭”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明皇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已到了不改革则无以为继的地步。
张居正改革穆宗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其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诏改翌年为万历元年(1573)。
登上皇位的明神宗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政务由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主持。穆宗去世后,阁臣张居正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纳,冯保素与辅高拱有郄,在太后面前诉说高拱擅权不可容,于是太后下旨,将高拱逐出朝堂,由张居正接任辅。陈皇后与李贵妃“内任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3。
张居正是明皇朝最有权势的辅,当时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皆“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李贵妃在训责神宗时,则往往说:“使张先生闻,奈何!”神宗听了很害怕。当张居正父丧归乡时,朝廷大事专门派人“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1。张居正还朝,一路上,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南阳,藩王襄王、唐王俱抵郊外迎候,设宴款待。史称:“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2张居正在万历初柄政的十年中,可以说是权侔帝王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权势,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对明皇朝的旧政积弊进5《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1《明史》卷三七《蓝道行传》。
2《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3《明史》卷三五《冯保传》。
1《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2《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
1.整顿吏治。为了改变“贪官为害”、“驱民为盗”、吏治**的局面,改变因循敷衍、没有实效的官场恶习,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绩。“考成法”规定评判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上,“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列下考。其方法是逐级考核,抚按以上述标准考核属吏,吏部以之考核抚按一级,朝廷以之考核吏部。如抚按不能悉心甄别、如实考核,则抚按为不称职,吏部应秉公汰黜之;如吏部未能精心核实处理,则吏部为不称职,朝廷宜秉公处置。逐级考核之外,还有随事考成的制度,即规定六部都察院及各衙门之间来往公文、传达处理均根据“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3。如有延误者,各级官吏都有责举报。如此月考、岁考,建立了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纪纲法度莫不修明”4。张居正据考成法裁革了一大批庸懒无能的官吏,奖励提拔了廉能有才干的官吏。考成法的实施也在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
2.经济方面的改革。(1)清理逋欠田赋。为了增加田赋收入,缓解财政危机,张居正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下令清理积欠的租赋。万历元年,诏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1,第二年又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次年又规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2。张居正将之列为官吏考成的一项内容,令“朝下而夕奉行”,迅速扭转了明皇朝财政窘迫的困境。至万历四年,“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3,“太仆寺亦积金四百余万”4。(2)清丈田地。为了解决长期遗留的“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5的社会矛盾,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下令在全国清丈田地,并严令强宗豪民不得挠法,否则严惩不贷。万历九年丈量完竣,计田地的总额比弘治时期多三百万顷。这个数字中虽有个别官吏为邀功而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的情况,但清查出来的田地大部分是强宗豪民的田地则是毫无疑问的。史称清丈以后“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报”。(3)赋役制度的改革。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嘉靖年间,在张璁的主持下,曾在一些地区推行过,但“数行数止,3《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4《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1《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2《明史》卷二二九《傅应祯传》。
3《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4《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5《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7。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一条鞭法的内容为:将赋役以及土贡方物等杂征皆合并为一项,一律征银,按人丁和田亩分摊;赋役额数以州县为单位,原有赋役额不准减少;赋役额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减少了中间环节,便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病,减轻了贫穷小民的负担,保证了朝廷的田赋收入。史称:“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1。
3.整饬边防。鉴于明中期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守备单弱”
的状况,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擢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将领守御边疆。如用名将李成梁镇辽,小王子部众十余万数次入寇辽左,均被李成梁力战击败。戚继光镇蓟门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而在他之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2。史称,由于张居正知人善任,努力整饬边防,故使这一时期“边境晏然”。
此外,张居正在整理驿递、裁汰冗官、整理学校方面多所改革。
张居正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政策都是针对明皇朝历代积弊而制定的,他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吏治有了很大改变,号令一下,“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3;财政亏空变得绰有剩余;从“边事久废”基本达到“边境晏然”。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改革触及了一些权贵的利益,遭致他们的怨恨和非议,也由于其生前“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身后”4。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张居正去世后九个月,明神宗下诏追夸张居正的官秩,并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也大多付之东流。直到崇祯年间,后人又重新给了张居正及其改革以公正的评价:“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17《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3《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4《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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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