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交的关系上,朱高煦与胡濙之间是相互信任的。
废太子一党倒|台后,胡濙最先被任命为部堂级别的大臣之一。胡濙也抛弃了一切公私成见,遵照皇帝朱高煦的意思,主持了为齐泰洗白的事宜。
但此时,俩人都持谨慎态度。哪怕朱高煦事先说了“出门不认”、“一切无罪”的话,也不能完全消除其中的莫名隔阂。
人道是伴君如伴虎,胡濙有此慎重,理所当然。而朱高煦又能完全信任大臣们么?他如何指望胡濙这样的士大夫、能真正地理解他?
就在这时,朱高煦竟然在地板上坐了下来。阁楼上的地板是木头的,地上打扫得很干净,不过春初的木头仍有凉意。朱高煦调整姿势,一副舒服而懒洋洋的模样坐在那里。
对于这样的“失仪”,胡濙没有吭声,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朱高煦叹了一口气,用随和的语气道:“想当年,我在云南部署‘证实’建文父子真伪的事,其中牵连不可谓简单,我先控制了云南三司衙门,然后派出人马去接应胡部堂。这件事干得又快又准确,胡部堂是亲身经历,可算不上朕的自夸。”
胡濙道:“圣上雷厉风行,布局缜密,臣至今印象深刻。”
朱高煦道:“胡部堂明察暗访,办那件复杂的事,也表现出了极高的才能。你也坐下来,我仰着头与你说话,累得很。”
“臣遵旨。”胡濙盘腿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君臣二人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形式相对。
朱高煦又道:“后来朝中突然出事,我猝不及防之下,被迫起兵;整个‘伐罪之役’艰难重重,但也是有迹可循。
除了在战术方略上的正确决策、加上运气,汉王旧府文武上下一体用心,也是制胜之关键。当时汉王府的文武,信念十分一致,且明了简单,失败就是万劫不复,还有甚么比求生欲更强、更具有普遍性的信念?”
他话锋一转,“现在朕登基了,却现治理这个国家,其复杂之程度,远远超过了控制一场战争。人心之多样,更是无法统一。即便是用理学的标准、来规范信念,仍然感觉无力。”
胡濙道:“圣上忧思,臣感同身受,只恨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不能为君分忧,实在有罪。”
朱高煦听到这句话,脸上有些诧异、也有些欣慰:“你来说说如何感同身受。”
胡濙沉吟片刻,说道:“圣上提到云南之行,臣想起当初在大理三圣塔下,有过一番对出仕为官的回顾。臣起初读书科举,有一腔热血,欲赈济苍生,功成名就退隐田园。不料苦心钻营,力求自保、上进,官越做越大了,却愈觉得有心无力。”
朱高煦认真地倾听着,问道:“如何赈济苍生,能否说具体一些?”
胡濙道:“臣自乡间来,深知百姓疾苦,饥饿、寒冻、困顿、病痛、死亡,种种苦难只需一样便能让人痛不欲生,虽佛祖也无法普度众生。只有入世的人,才有些许作用,那便是做官。朝政清明、人心向化,可使庶民丰年不饥不寒,灾年不至于埋没荒野,甚至易子而食。”
“朕相信胡部堂的理想。那些只有私欲,没有理想与公心的人,无法如胡部堂一般,统率诸寮、获得人们的尊敬。”朱高煦鼓励道。
他接着又皱眉道:“缓解痛苦,确实也是一个务实的理想。然而国家与人,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仅仅想维持最基本的稳定,恐怕长远看是刻舟求剑,只会得不偿失。”
胡濙欲言又止,忽然开口问道:“圣上想施行新政?”
谈话一下子中断了,阁楼上君臣保持着奇怪的姿势,陷入了沉默。
朱高煦总算打破了安静,开口道:“朕知道,不少大臣在内心里不信任朕。可能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理由,却会非常缺乏安全感,比如我的亲大舅徐辉祖。”
胡濙有点尴尬,忙道:“圣上待人以诚,比大多臣民更有诚意。”
朱高煦道:“朝廷需要一大批人来统|治,不管是新政还是旧政,用甚么样的人?历朝以来,曾经有过宗室分封、外戚专权、武将掌权,结果如何有史为鉴,其危害是国家完全失控。士大夫文官、与皇帝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统治世间者、必须是有才干的人。从智力上看,文官能从百万计的读书人里脱颖而出,本身就是这个世道的精英。朕即便依靠武力讨回了公道,也有充足的理由,要与文官达成信任和协作。有些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理念的偏差。”
他稍作停顿,接着说道:“我朝的处世哲理,似乎总是一个可以循环的圆。当今科举制度是太祖皇帝制定的,开恩科也是皇帝的权力,儒家理学也是朝廷提倡的思想;这样选拔出来的文官,皇帝又岂能反而过多怪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