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一路很远，穷家富路，没有钱你吃什么呀！郭先生，你先拿着，以后您发达了，再加倍还我。”
郭先生叹口气，他对着我鞠了一躬之后，转身沿着将军路走了出去。
我知道，想再次见到郭先生就难了，也许，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
有钱的，有权的，有势力的人都跑了。张小山，陈署长，汪斌，凡是这些头头脑脑没有一个留在平京的。留下来的都是没处跑的人。那些以前的警员，现在还是平京的警员，只不过换了一茬当官的。
事态逐渐平稳了下来，大家又过上了普通的生活，到了三八年一月一号这天，柳小姐的茶叶店重新开业。我的医馆也开门营业。
此时的玛利亚国际医院已经改名为中日友好第二医院，虽然林穗的母亲还是院长，但是我知道，她也只是日本人的傀儡罢了。
平京表面上没有多大变化，实际上一切都变了。
这时候我已经不再和山口先生那里学习西医，而是回到了将军路开我的医馆。此时的我尽量和日本人保持距离，我怕别人给我也扣上汉奸的帽子。
通过山口先生的帮助，我每个月有两盒平价盘尼西林的指标。不过我必须接受保安局的调查，每一支药都要有详细的记录，什么时候用的，用在了谁的身上，不能有一点含糊。
到了腊月初八这天，下着小雪，天擦黑的时候，我和陆英俊在屋子里一边烤火一边闲聊，就要关板儿的时候，门口停了一辆汽车。从车上下来一老一少两人。男的四十多岁，女的二十出头，急匆匆就进了医馆。
男的在门口一抱拳说：“王先生，我是山口先生推荐过来的。”
我说：“外面多冷啊，快请进。”
这一男一女进来，我打量了一下这二位，他们精神矍铄，红光满面，可不像是病人。
我说：“是你们二位看病吗？”
女的急匆匆说：“王先生，是家父病了。您能出诊吗？”
我说：“病得已经起不了床了吗？那最好去医院，我不太擅长治疗急性病。”
女的说：“大医院都看遍了，所有的名医都看过了，就连大上海的医生都请了过来，还是查不出来是什么病，是山口先生介绍我们来这里的。您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拜托了！”
说着，这女的给我鞠了个躬，从她鞠躬我就看得出来，这女孩儿是个日本人。但是听她说话的口音，又像是南方人。
我说：“到底是什么病？能和我先说一下吗？”
女的说：“说起来很麻烦，请您跟我们回去亲自为家父诊治，拜托了。”
男的说：“钱不是问题，只要能把我家老爷治好，赏千金。”
女的再次鞠躬，并且不起来了，身体就这样弯成了九十度，她低着头说：“拜托了！”
我是个郎中，有人找我治病，没有拒绝的理由。我不管他是哪里人，我知道他是病人。我说：“等一下，我去拿医药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