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我想去下洗手间。”
杨大伟进了洗手间，关上门，拧开水龙头，接了捧水，拍在脸上。
那天晚上，正在摆弄那张来之不易的银行卡时，杨大伟接到了两个老人打来的电话。
杨大伟不想挨骂，便没接，也没挂，任由手机响到停止。
可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他的手机再次响起，还是那对老人打来的。
杨大伟觉得自己拿了人家一张银行卡，替人家挨些骂，似乎也理所应当。
而且此时若是不接，对方很可能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便接了。
然而事实却和他想得完全不一样，两个老人并没有骂他，也压根没提受骗或是赔偿少了的事，只是再三感谢了他。
他们说多亏了杨大伟的帮助，他们才能赶在头七之前将儿子带回家。
在去接儿子之前，他们找算命先生算过了，儿子是上辈子造了孽，这辈子来还债的，命中该有一劫。所以儿子此番身死，他们虽然难过，但也没什么好埋怨的。
子不教，父之过。终究是他们做父母的亏欠了儿子。
他们此番出远门也不是为了给儿子讨回什么公道，只是因为算命的先生说了，要想儿子下辈子能投个好胎，平平安安一辈子，就必须在头七之前，将其葬在自己生前最喜欢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为儿子消灾解业，增福添寿。
而若不是杨大伟出手帮忙，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取回儿子的尸骨。
要是连累儿子下辈子继续还债，不得安稳，那他们夫妇俩恐怕后半辈子都睡不踏实了。
两位老人没什么能够报答杨大伟的，之前出来匆忙，也什么都没带。现在到家了，便想着给杨大伟寄点自家种的大米。好吃不好吃另说，但因为是留给自家吃的，平时也很少施肥打农药，胜在一个绿色无公害。
杨大伟几番推辞，但两位老人盛情难却，只能接受。
挂了电话，杨大伟坐在桌子前，桌子上摆着的那张银行卡，在灯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迷人心眼。
窗外是一片漆黑，那些繁星在那个晚上似乎都提早睡了。
天大地大，好像没有第三只眼看见杨大伟拿了人家一张银行卡。
可杨大伟坐了一宿，最终没有将那封银行卡放到自己的床头柜里锁起来，而是找了个信封装好，跟领导请了一个小时的家，绕路到了邮局，用一个并不存在的姓名与地址将之寄了出去。
一个星期后，杨大伟收到一个快递，很沉，估摸着不下一百斤。
杨大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之搬上楼，拆开两层尿素口袋，还有两层扎的严严实实的塑料袋，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大米，晶莹剔透，颗粒分明，有如珍珠。
杨大伟不知道这袋米值多少钱，但光这一百斤的运费，对一对以种地为生且刚刚失去了独子的老夫妻来说，就是笔不容小视的钱财。
与大米一起到的，还有两位老人的电话，除了问及杨大伟有没有收到大米之外，两位老人还向杨大伟提及了一件怪事，两个人收到一个不认识的人送来的一封邮件，邮件里有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写着谢谢和一串数字的纸条。
两位老人拿着银行卡去了银行一问，卡里面整整存了两万块钱。这都赶得上两个人不吃不喝，种一年地得的钱了。
两个老人没遇到过这种事，害怕其中有什么不妥，又苦于没什么人好商量，想着杨大伟身为律师，对这种钱见过识广，有没有什么路子能弄清这笔钱的来路。
杨大伟隔了两天，给两个老人打了电话，遗憾地告诉对方，他没能查到寄钱者的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的来路是正当的，两位老人可以心安理得的收下。
可两位老人几乎没怎么考虑，便告诉了杨大伟他们两个人的决定。两人希望能通过杨大伟的渠道，将这笔钱捐出去，捐给希望工程。
杨大伟很不理解对方的这种选择。
两位老人年纪已经不小，刚刚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以后老了连个保障都没有。
可两位老人非常坚持，他们告诉杨大伟，不管这笔钱来得正不正，他们都不能要。万一因为他们收了不该得的钱，影响了在地府的儿子的投胎，那又如何是好？
不管杨大伟怎么解释，两位老人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做任何的动摇。
翌日，杨大伟的账上便收到了一笔汇款。不过不是两万，而是四万。两位老人额外从儿子的抚恤金中拿了两万出来。其实按照两位老人的说法，他们其实想拿出更多的，但他们又去询问了之前的那位算命先生，那位算命先生告诉他们，这笔抚恤金是儿子欠他们的债，他们如果不花，那这笔债就消不了，儿子到了下辈子便还要还。两个老人不想儿子下辈子还要这么累的还债。
而这两万，是那位大仙念他们一番苦心，以半年阳寿换来的额度。
最终，这笔四万块钱被杨大伟通过丁然的渠道给捐了出去。
这事已经过去有两年了。在那之后，杨大伟没有和那两位老人联系过。他怕自己的存在会让两位老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的儿子。
那袋大米早就被他吃完了。
不过盛大米的两个尿素袋子，却被杨大伟保留了下来。洗净晾干后，就收在了衣柜里，用来盛冬天盖的厚棉被。方便又实用。
不知道那两位老人现在怎么样了。
杨大伟掏出手机，打开通讯簿，看着上面两个老人的号码，最终还是没有拨出去。
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的事，是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律师根本没有能力改变的。
他救不回老人的孩子，也治不好两位老人的难过。
就连他自己，他都差点救不了。
再次抄水洗了把脸，杨大伟用肩膀蹭掉水迹，打开门，走了出去。
在他洗脸的这段时间里，王苏州并没有继续往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