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我想去下洗手间。”
杨大伟进了洗手间,关上门,拧开水龙头,接了捧水,拍在脸上。
那天晚上,正在摆弄那张来之不易的银行卡时,杨大伟接到了两个老人打来的电话。
杨大伟不想挨骂,便没接,也没挂,任由手机响到停止。
可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他的手机再次响起,还是那对老人打来的。
杨大伟觉得自己拿了人家一张银行卡,替人家挨些骂,似乎也理所应当。
而且此时若是不接,对方很可能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便接了。
然而事实却和他想得完全不一样,两个老人并没有骂他,也压根没提受骗或是赔偿少了的事,只是再三感谢了他。
他们说多亏了杨大伟的帮助,他们才能赶在头七之前将儿子带回家。
在去接儿子之前,他们找算命先生算过了,儿子是上辈子造了孽,这辈子来还债的,命中该有一劫。所以儿子此番身死,他们虽然难过,但也没什么好埋怨的。
子不教,父之过。终究是他们做父母的亏欠了儿子。
他们此番出远门也不是为了给儿子讨回什么公道,只是因为算命的先生说了,要想儿子下辈子能投个好胎,平平安安一辈子,就必须在头七之前,将其葬在自己生前最喜欢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为儿子消灾解业,增福添寿。
而若不是杨大伟出手帮忙,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取回儿子的尸骨。
要是连累儿子下辈子继续还债,不得安稳,那他们夫妇俩恐怕后半辈子都睡不踏实了。
两位老人没什么能够报答杨大伟的,之前出来匆忙,也什么都没带。现在到家了,便想着给杨大伟寄点自家种的大米。好吃不好吃另说,但因为是留给自家吃的,平时也很少施肥打农药,胜在一个绿色无公害。
杨大伟几番推辞,但两位老人盛情难却,只能接受。
挂了电话,杨大伟坐在桌子前,桌子上摆着的那张银行卡,在灯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迷人心眼。
窗外是一片漆黑,那些繁星在那个晚上似乎都提早睡了。
天大地大,好像没有第三只眼看见杨大伟拿了人家一张银行卡。
可杨大伟坐了一宿,最终没有将那封银行卡放到自己的床头柜里锁起来,而是找了个信封装好,跟领导请了一个小时的家,绕路到了邮局,用一个并不存在的姓名与地址将之寄了出去。
一个星期后,杨大伟收到一个快递,很沉,估摸着不下一百斤。
杨大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之搬上楼,拆开两层尿素口袋,还有两层扎的严严实实的塑料袋,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大米,晶莹剔透,颗粒分明,有如珍珠。
杨大伟不知道这袋米值多少钱,但光这一百斤的运费,对一对以种地为生且刚刚失去了独子的老夫妻来说,就是笔不容小视的钱财。
与大米一起到的,还有两位老人的电话,除了问及杨大伟有没有收到大米之外,两位老人还向杨大伟提及了一件怪事,两个人收到一个不认识的人送来的一封邮件,邮件里有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写着谢谢和一串数字的纸条。
两位老人拿着银行卡去了银行一问,卡里面整整存了两万块钱。这都赶得上两个人不吃不喝,种一年地得的钱了。
两个老人没遇到过这种事,害怕其中有什么不妥,又苦于没什么人好商量,想着杨大伟身为律师,对这种钱见过识广,有没有什么路子能弄清这笔钱的来路。
杨大伟隔了两天,给两个老人打了电话,遗憾地告诉对方,他没能查到寄钱者的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的来路是正当的,两位老人可以心安理得的收下。
可两位老人几乎没怎么考虑,便告诉了杨大伟他们两个人的决定。两人希望能通过杨大伟的渠道,将这笔钱捐出去,捐给希望工程。
杨大伟很不理解对方的这种选择。
两位老人年纪已经不小,刚刚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以后老了连个保障都没有。
可两位老人非常坚持,他们告诉杨大伟,不管这笔钱来得正不正,他们都不能要。万一因为他们收了不该得的钱,影响了在地府的儿子的投胎,那又如何是好?
不管杨大伟怎么解释,两位老人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做任何的动摇。
翌日,杨大伟的账上便收到了一笔汇款。不过不是两万,而是四万。两位老人额外从儿子的抚恤金中拿了两万出来。其实按照两位老人的说法,他们其实想拿出更多的,但他们又去询问了之前的那位算命先生,那位算命先生告诉他们,这笔抚恤金是儿子欠他们的债,他们如果不花,那这笔债就消不了,儿子到了下辈子便还要还。两个老人不想儿子下辈子还要这么累的还债。
而这两万,是那位大仙念他们一番苦心,以半年阳寿换来的额度。
最终,这笔四万块钱被杨大伟通过丁然的渠道给捐了出去。
这事已经过去有两年了。在那之后,杨大伟没有和那两位老人联系过。他怕自己的存在会让两位老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的儿子。
那袋大米早就被他吃完了。
不过盛大米的两个尿素袋子,却被杨大伟保留了下来。洗净晾干后,就收在了衣柜里,用来盛冬天盖的厚棉被。方便又实用。
不知道那两位老人现在怎么样了。
杨大伟掏出手机,打开通讯簿,看着上面两个老人的号码,最终还是没有拨出去。
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的事,是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律师根本没有能力改变的。
他救不回老人的孩子,也治不好两位老人的难过。
就连他自己,他都差点救不了。
再次抄水洗了把脸,杨大伟用肩膀蹭掉水迹,打开门,走了出去。
在他洗脸的这段时间里,王苏州并没有继续往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