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后将近两千年,曹操依旧很忙,忙着在各种书里当“人生导师”。人们已不再纠结于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专注于如何“用好”这个人。
变化速度之快,功利性之强,也可以视作这个浮躁社会的某种缩影。这个景象不要说曹操本人想不到,恐怕就连几十年前撰文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也不会想到吧
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曹操是最具争议者之一。对他的评价历来在奸臣和枭雄这两极中摇摆。“宁我负天下人,毋天下人负我”之类的话为他“招黑”无数,而政治、军事上乃至诗歌创作上硬邦邦的成绩也为他赢得了受人尊重的资本。作为着名人物,历代对他的评价也同步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很值得研究一番。
1958年前 曹操是奸臣,“白脸”的代表人物
历史原因:《三国演义》中的奸臣形象影响深远
人们印象中,曹操是个坏人,这多半要拜明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所赐。“拥刘反曹”的整体架构使得这部书把曹操定位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地位。之后的几百年中,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的各种文艺作品(戏曲、评书、小人书等)将曹操这种恶劣形象不断强化。
然而,曹操的形象并非一开始就坏了的。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是以魏国为正统的,从篇幅上就可看出:《魏书》一共30卷,《吴书》有20卷,而《蜀书》只有《魏书》的一半,15卷。在描写上,他也对曹操尊敬有加,尊称并没有称帝的曹操为“太祖武皇帝”。而刘备、孙权则仅被称为“先主”、“吴主”。陈寿还高度评价曹操为“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讨伐高丽途中,亲自写了一篇《祭魏太祖文》,肯定曹操的能力和功绩:“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
对曹操评价的转差,是与国运、政局以及领导人的个性密切相关的。简单说,当国运昌盛,政局稳定,国家由强人主导时,倾向于将曹操评价为“好人”;一旦国运衰败,国家面临分裂,乃至被迫偏安一隅时,曹操“奸臣”的一面便会放大。例如南北朝时期,南朝人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就选用了一些曹操的负面材料。
数年前去世的袁阔成先生曾说过365回本的评书《三国演义》,很多人都是听着这部书长大的。
到了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正值宋朝鼎盛时期,尊曹之意占据主流,书中也以曹魏纪年。而到了南宋,偏安的境遇与三国时蜀国的遭遇达成了某种契合,“尊刘抑曹”的思想开始风行起来。大学者朱熹就在自己的着作《资治通鉴纲目》中,抛弃了曹魏纪年,代之以蜀汉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