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文凭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比如,现在常见的大学招生指标,在古代便买卖兴隆。因为敛财快,这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种手段。
古代大学毕业生“包当官”
有人认为大学体制是西方人创造,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即有高等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兴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都是这叫法。
真正把大学叫“大学”的,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当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大学不叫“大学”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学生也不称为“大学生”。以明代称谓来说,通称“生员”,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叫“监生”,学生可享受“助学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因为是用于学生改善伙食,故称为“廪膳”。
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宫学,用现代人的话说,它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重点大学,学生比现在博士的水平还高,其学术地位远胜于今国务院“211工程”中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现在的大学生连个工作都难找,但国子监的毕业生可没这担心,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包当官”。明代便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上不了便别想往上爬。
试想,“包当官”的大学谁不想读?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概就是这原因吧!
明代的国立重点大学“南大”“北大”
上大学的好处多多,但上大学得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绩,如果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有当大官的老爸、太子党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有钱——买个入学名额。这便是现在大家常说的“花钱上大学”。
古时的入学名额叫“员”,生员就是这意思,即今“招生指标”。所谓花钱上大学,就是购买到这种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这种行为叫“官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是布衣出身,无文凭缺学位,但却很重视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时全国尚未统一,朱元璋便在应天府(今南京市)的集庆路附近开办了明朝第一所国立重点大学——国子学;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全国统考”(乡试)。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夺位后,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于是明朝有了两所国立重点大学,即南京国子监(或“南雍”)和“北京国子监”(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现在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都有“成贤街”就是这原因,招生指标是不应该成为商品的。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搞钱,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官倒”乌纱帽,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但像明朝这样“官倒”招生指标的,实在少见,可以说开了中国花钱上大学风气之先。国子监的学生,本来因为出身和入学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叫法又多了一种“例监”,这是给通过买指标入学学生的专有称呼。
朱祁钰首开“纳粟纳马”入监读书先河
明代的“招生新政”,出现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力主实施的竟然是当朝的皇帝、史称代宗的朱祁钰。
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次子,继位前封为郕王。这皇位本来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大哥朱祁镇御驾亲征侵犯北方边境的蒙古瓦剌部落遭生俘,天上掉馅饼砸到朱祁钰的头上,当上了“代理皇帝”。但当时边境战事远未结束,军费开支庞大,中央财政却入不敷出,搞钱成了朱祁钰的当务之急!从哪搞钱?臣僚给朱祁钰开出的妙方之一是,“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这话什么意思?就是给国家多上缴粮食,便能获得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