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河南饿殍遍野。豫中、豫南、豫东数百万的灾民开始向洛阳聚集,从此,300万河南人开始了漫漫“闯西关”之路。向西,向西,这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逃命迁徙。
河南省档案馆向本报记者展示的一份档案显示,逃荒方向大致有四个: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少部分南下逃亡湖北;还有一部分,北上进入抗日边区;还有极少数向东进入日占区。
河南人当时为何选择向西逃?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表示,1942年大灾荒,河南人主要逃亡陕西,因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肃,远离战区,有广阔的大后方。当时在南边,日本人占领了武汉;在东边,黄河以东都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的都是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豫西、豫南都是山区,豫东的经济要比豫西发达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灾民可以说别无选择,唯有一路向西。不过,逃亡陕西的主要是豫中和豫西的难民,豫北的难民则向山西逃。“豫北难民顺着陇海铁路往西逃的很少,因为要过黄河才能往西走,日本当时封锁黄河渡口,黄河铁桥也炸掉了,逃荒也要通过日本占领的黄河渡口。”
还有一个因素,历史上惯常的逃荒路线也是向西逃,有这种西逃的习惯。
三门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石耘一直在研究1942河南大灾荒。他说,当时豫东地区是日寇占领区,西边是国统区,西边陕西、山西没有遭遇旱灾。蝗虫在比较寒冷的地方,或雨水比较多的地方不适合生长。加上蝗虫总是成群结队地啃噬庄稼,豫西的一些山区,隐蔽性强,可能还有一些粮食幸存下来。在难民心中,向西,或许还有一条活路。
徐有礼和石耘都认为,当时难民乘火车逃难的是极少数,多数人是徒步。“陇海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坐火车逃难的,充其量最多占总人数的1\/3。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运载效率很低,大部分是运货的,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当时火车时速估计只有30公里,从洛阳到三门峡走走停停估计要两天。家境好一点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车,多数人是徒步。”石耘说。
起点:洛阳
火车站人挤人
父亲挤上车弃儿被煮食
九朝古都洛阳,当时是灾民逃难的起点,也是300万逃荒者噩梦的起点。
今年82岁的寇景素老太太,其父亲当年曾任洛阳火车东站站长。提起当年洛阳火车站的场景,老人家连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每天都在死人。”
当时,洛阳西站是货运站,东站是客运站,父亲当时还是东站一个车队队长。只要有火车经过,成群结队的难民就像蚂蚁一样爬上去。难民们管不了是否超载,火车顶上以及车厢外面都经常爬着人。在争抢过程中,很多人跌下火车,摔得断腿断手。最让人痛心的是,一家人,母亲上了车,两三岁的小孩,实在送不上去,火车一开,小孩在火车下面哭喊妈妈,但大人却已在汽笛声中扬长而去,母子从此永别。
当时的洛阳火车站每天都在上演生离死别。亲情,在灾难面前也变得如此苍白。1942年隆冬的一天,天气酷寒,一名男子一瘸一拐抱着骨瘦如柴的儿子来到站台外面。为了搭上往西逃亡的列车,这名男子已经在这里等了十多天了。终于,汽笛声响起,刹那间,蜷缩在各个角落的难民就像饥渴了一个冬季终于遇到猎物的狮子,潮水般地涌向站台。车来了,这名男子知道自己拖着瘸腿是不可能带着小孩一起上火车的,他用白布把3岁的儿子绑在车站旁边的一棵树上,自己加入了挤火车的大军。而被绑在树上的孩子,则拼命叫着爸爸,但男子头也没回,就消失在人流中。后来,听说这个孩子被难民煮着吃了。
“这时的车站还不如说是一个臭气熏天的货场,只不过,货场运的是人,人和货物没有任何区别。”老人家说。
今年86岁的吴枫老人,新中国成立以前,居住在洛阳偃师市邙岭乡省庄村,1942年冬,他也从洛阳乘火车向西逃难。他回忆说,当年洛阳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黑压压的都是人。父亲把孩子的襁褓挂在脖子上,年轻一些的汉子背着年迈的老人,面黄肌瘦的小脚老太步履蹒跚,车站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的树全部都是白花花的一片,被剥光了皮,不时有孩子在树下对着大人的尸体高声哭喊,但没有人会停下来,“灾民看到火车就往上爬,因为人太多,车站的工作人员根本管不住。爬上火车的灾民,几乎都是坐在车顶,每到一站都会有人轰他们下车,甚至拿着木棒往身上打,但他们宁可被棒打,也不下车,下了车,还是会再次爬上去,有很多人被踩死在车顶。”
河南档案馆史料显示,洛阳火车站与南关为灾民聚集点,南关贴廓巷设“难民收容所”,负责救济难民转赴陕西,洛阳火车站还有“人市”。
“人市”:观音堂
老人小孩被遗弃
不幸被做成肉包子
对很多难民来说,上了火车,就像加入了一场随时都会殒命的赌局。但有一丝微弱的希望,至少比饿死要好。
汝州市小屯镇84岁关雄伟老人回忆道,父母当年在城里做生意,灾荒发生后,父母的布匹生意惨淡只能关门,到洛阳逃难。全家把所有值钱的家当都卖了,凑600元托关系买了3张火车票,但到了洛阳火车站才发现,难民把能挤占的地方都占了,买了车票,也只能坐火车顶。
火车顶上都是密密麻麻、饿得只剩皮包骨的难民,同时还有他们所有的“财产”:破席子、几件破棉袄和面黄肌瘦的孩子。火车开车时间遥遥无期,人们只有在车顶上等着,甚至大小便都在车顶上解决,因为生怕下了车,再也没有机会上去。
关雄伟亲眼看到一个老太太眼见自己的儿子爬上了火车顶,而有3丈高的火车厢她实在爬不上去,老太太恳求旁边一个汉子把襁褓中的婴儿抛向车顶上的儿子,但儿子站在车顶上不能自由动弹,小孩没接住,重重地落在铁轨另一侧的乱石堆上,死了。老太太只能凄恻嚎哭。
曾经担任三门峡市陕县党史办主任的刘全生也是这场大灾的幸存者。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所在的潭头镇桥上村,家门口到处都是讨饭的人,乞讨的难民走马灯似的一批又一批,背个大背筐,灰头土脸。当时村里有个小竹林,很多逃难的人,自知时日无多,饿得实在走不动,就逃到竹林里,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观音堂镇是火车进入三门峡(当时称陕州)后的第一个站点。如今已在三门峡定居的85岁杨再兴老人,当年就是逃难到此处,一直在这里住了70年。他说,“能坐上火车的是极少数,多数都是推着独轮车,把值钱的东西或老人、小孩放在车上,大人推着,一天只能走一二十里地。从洛阳到三门峡不过300里,灾民通常要走10天。”
杨再兴回忆,灾民逃到观音堂,已筋疲力尽,观音堂当时也是出了名的“人市”,这里也是老人、小孩的遗弃地和生命的尽头。很多大人走到这里,已是饥寒交迫,趁孩子睡着,把孩子丢在地上,扭头就走,“这些孩子都被逃荒的灾民杀掉吃了,还有的拿去做人肉包子卖。好多难民吃包子时吃出指甲,才知道是人肉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