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否在历史上留得住名,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
比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人,老王,王茂荫,历仕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堂事务,那是正宗的“省部级”。
可是,历朝历代的“省部级”多如牛毛,有几个能在历史上记一笔。王茂荫却是幸运的,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马克思的着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过680多人,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尽管他的名字并没出现在《资本论》正文中,只是记载在附注中。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字椿年,号子怀。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吏、工部侍郎等职,是清朝货币理论家。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财政危机加剧,当时有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换银钞等各种主张,实际都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王茂荫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纸币要能流通顺利,必须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弊端,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被议驳。
咸丰三年(1853年),针对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所谓铸大钱,指铸造钱体和重量都有所增加,而钱币面额价值则增加得更多的货币,这使得铜钱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上《论行大钱折》,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能以为千”、“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即抵交一两官银,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铸大钱必然使得物价上涨。同年3月咸丰准添铸了“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结果在流通中造成极大混乱,加之上述发行的不兑现的“宝钞”,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咸丰四年(1854年),针对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三上《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
结果触怒咸丰皇帝,“王茂荫由户部司员,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胆大。如是欺罔,岂能逃朕洞鉴耶?”
指王茂荫只顾着商人的利益,而把皇上的利益搁在一边了,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尤其是王茂荫居然再次提出什么修正方案,简直是大胆妄为!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大白话就是:你当我是傻瓜一个,我看不出你在动什么脑筋啊!
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着集刊》里。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着集刊》翻译成德文出版,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着述》。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把这些写进了《资本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编号为83的附注里出现“王茂荫”三个字的原因。
在这个附注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当时对“王茂荫”三个字的翻译也是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