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知识税”还是对报纸出版产生了多重影响。首先，“知识税”在整个18世纪帮助将报纸读者限定为中上层阶级，并决定了《泰晤士报》的独特崛起方式。其次，“知识税”深刻影响了报纸经营，改变了盈利和亏损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因此驱使报纸追逐利润；出版费用占了大头，采集新闻和与政府的诽谤指控作斗争的经费就为数寥寥了。报纸纷纷转向依赖官报《伦敦公报》来获得重要新闻，以此规避可能招致迫害的政治敏感话题。
英国政府最初主要以《伦敦公报》为宣传工具，该报从17世纪创刊开始到18世纪初期的声誉都比较好，然而18世纪初，日报的大量兴起使得政府对报纸逐渐失控。为了保证对舆论的控制，英国的政党都半公开地为报纸提供津贴。受限于财务困窘，编辑和出版商并不拒绝津贴，知名的斯蒂尔、艾迪生和斯威夫特也概莫能外。18世纪上叶的英国作家、戏剧家、诗人几乎都接受过政府津贴，津贴制造成了这些报刊很强的政治倾向性，这种做法在英国新闻史上甚至成了一种传统。
安妮女王（1665-1714，1702-1714在位）时代的辉格党政府国务秘书和财政大臣罗伯特 ·哈利（1667-1724）在1704-1714年间雇用笛福，每年津贴为400英镑。
笛福为哈利写了许多小册子，1704-1713年创办和几乎是一人撰写《法国事务每周评论》（A weekly Review of the Affairs）（简称《每周评论》，后易名《不列颠民族每周评论》）。
哈利接着如法炮制，雇佣了德拉里维尔·曼利和斯威夫特写小册子抨击他的政敌。笛福后来还受政府委派打入反对派报纸卧底多年。
各主要政党报刊发行人接受的津贴，高的每年达到数千英镑。津贴制度做得最过分的是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根据政府秘密记载，在他担任首相的近21年（1721-1742）里，每年这类津贴高达5万英镑。这种制度使得报人难以摆脱政治而独立发表意见，经常游离于两党之间。一些报纸还将受贿作为生存之道，丑闻传单成为18世纪生活的一部分，而接受金钱刊印吹捧文章、扣压敌对批评以及不利传言成为风气。国家通过贿赂、津贴、提供独家消息和在听话的报纸上刊登官方广告等手段，对18世纪的报刊施加了重要影响。
“知识税”也改变了报纸的外在形态。由于不按纸张大小征税，整个18世纪报纸的开张越来越大。出版商将大于4页的纸张改为半版，大开报纸（broadsheet）开始出现。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300多年后，报纸终于能够在外观上鲜明地区别于传单、小册子、新闻书了。扩大了容量的版面等待填充，而这一工作是由编辑从事的。编辑的工作就是简单处理材料并予以刊登。政客负责提供文章，记者和广告商负责传送各种资料。在这样的报刊上，准确地报道事实并不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报纸的作用是支持和传播不同主流政治派别的观点和主张。因此，报刊界最响亮的声音来自随笔作家和小册子作者。
最后说明一下，“知识税”是一种讽刺性的说法，最早见诸约翰 ·亨特和利 ·亨特出版的《考察家报》（Examiner）（1808-1881），该报缴纳印花税，但是在头版上总是称之为单数的“知识税”（tax on knowledge）。
后来，“知识税”的英文就用复数来统称纸张税、印花税和广告税了，直到1855年才全部取消，英国的报刊数量随之猛增，一批全新的大众化廉价报刊在英国诞生了。然而，工人报纸等激进报业则在这种商业化的冲击下遭遇了市场抑制，最终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