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吴捷离开长沙，前往湖北视察。目前，北路军几乎已经占领湖北全境，仅剩襄阳府、郧阳府两府仍在清廷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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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地位重要，堪称天下中枢。复兴会根据地都在东南，得襄阳可以谋西北，得西北可以断满清之肩掖。
无论如何，满清都要全力保卫襄阳，但湖北境内的绿营、八旗皆连败北。堪与复兴军战斗的，只有八旗副都统多隆阿一支人马。
多隆阿是满洲正白旗人，达斡尔族，擅长指挥马队。历史上，他是晚清名将，与湘军名将鲍超齐名，有“多龙鲍虎”之称。
多隆阿并非湘军嫡系，归曾国藩指挥。曾国藩往往让多隆阿、鲍超这样的非嫡系部队打援，让曾国荃攻城。到头来，非嫡系部队吃尽苦头，曾国荃却得以入城，大肆劫掠，名利双收。
他对曾国藩厚此薄彼的做法十分反感，在官文的策划后，与安庆之战后引兵北上，前往陕甘镇压回民起义。
多隆阿是个帅才，在陕西残酷镇压回乱，很快就逼得回族起义军撤回甘肃。但多隆阿在城外督战时被流弹击中，不治身亡。
现在，多隆阿正在坚守襄阳，试图负隅顽抗。
北路军方面，以左七军第五师、第二师一部，太平军韦俊、李秀成部为主力。第五师是新整编的部队，主体为天地会武装，战斗力不如前四师。太平军不算正式的复兴军，缺少先进的武器弹药。
幸而湖北方面的清军多为绿营、八旗，远不如湘军精锐。故北路军虽然不如南路军兵强马壮，也能在湖北摧枯拉朽，一路攻城略地。
湖南底定后，吴捷调第四师、骑兵师增援北路军。北路军统领罗大纲调兵遣将，准备一举克复襄阳。清军兵单势寡，已经很难再守得住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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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捷对襄阳战事并不操心，主要是前往视察湖北军政委员会的运作情况。
二次西征使复兴会控制了湖南、湖北两个新省份，初步走出了东南一隅。日后，复兴会将控制更多的省份，甚至能够统一全国。
如何处理总部与各省之间的关系，如何确保各省忠诚于、服从于总部，成为吴捷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几千年来，受地理形势影响，华夏一直都是一个中羊集权制国家。
满清虽是异族，却通过联姻有效地控制了蒙古部落；在西北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维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在西南，通过改土归流、设置驻藏大臣等措施，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大为加强。
可以说，从地理上看，满清的扩张已经到达了极限。西北至昆仑山，西南至喜马拉雅山，北至外蒙，南至交趾，东至大海。这正是华夏在地理上所能控制的极限。
从某种意义上讲，满清比元朝实际控制的疆域更大。朝廷第一次有效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有效的控制。
如何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答案只有一个：中洋集权。
华夏封建传统，朝廷强大，各地就能服从朝廷，华夏就能保持昌盛。朝廷衰弱，各地就要独立，华夏就会混乱，外敌就能趁虚而入。
就晚清而言，太平天国和清朝两大政权都亡于朝廷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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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末期，湘军围攻天京。太平军散布各地的还有几十万大军，却以天京没有粮食为由，既不供给天京粮食，也不率军勤王。太平军散布各地，各守轸域，终被湘军各个击破。
晚清时，为镇压太平天国，湘军、楚军、淮军等汉族武装相继崛起，汉人督抚势力逐渐坐大。战争中，督抚获得财政、用人、军事等方面的特权，开始尾大不掉。
庚子之变时，慈禧太后同时对十一列强宣战，通过电报分发上谕，要求各地率军勤王，对抗列强。
东南各省的汉族督抚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竟然拦截电报，宣称上谕乃伪造，组织“东南互保”，拒不勤王。
朝廷在庚子事变中颜面扫地，权威大受影响。事后，慈禧太后还要明令褒奖东南方面督抚，夸他们识大体。
从此之后，地方势力更加坐大。清廷成立商部、邮传部等新部门，试图加强集权。但这些新部门要么被地方督抚轻视，要么被汉人势力渗透。
可以说，太平天国之亡、满清之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廷失权，地方坐大。
到了北洋时期，各省实际独立，军阀混战。华夏内乱，被列强肆意入侵，衰弱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