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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纳坐了起来，“计划是什么？”

“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又一个秘密。”

“不是秘密，而是事情必须按部就班发生，不能打乱顺序。拿起你的酒。”安德烈举起自己的杯子，示意莱纳也同样做，“敬汉斯。”

楼下放映厅的喇叭传出一段忧伤的音乐，战争又在黑白画面中结束了，灯光亮起，观众鱼贯离开。明天晚上，等放映员把倒带完毕的胶片塞进机器里的时候，死去的人会再次站起来，再次步向同样的结局。莱纳和情报官碰了碰杯，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玻璃相碰的声音被放大了。

“敬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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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这一晚至少说了两个谎。首先他不是地勤，是工程兵，战后才和空军沾上一点关系。第二，他的母亲还活着，和继父一起住在布里斯托，经营着一家钓鱼用品店，两人都以为安德烈在渡轮公司工作，六处每年会以安德烈的名义给他们寄两张渡轮折价券，维持这个假象。他声称母亲已经过世，也许是为了拉近和莱纳的关系，也可能是单纯的保密需求，他仔细地分隔开羊群，不让他们有见面的机会，但万一意外发生，这些小小的细节差异也能够防止他们意识到牧羊人是同一个人。比如，面对法语区线人的时候，他用“安托万”这个名字，自称来自科隆，或者米卢斯，取决于目标人物对地理的熟悉程度。另外一些时候他完全舍弃和欧洲大陆的联系，扮演寡言少语的“哈特福德先生”，暗示自己和皇室有些关系，引诱一些爱慕虚荣的猎物，大部分是沙俄末期难民的孩子，在某间漏水的小公寓里蹉跎，幻想着他们从未经历过的贵族生活。

不过安德烈在奥地利这一点上说了实话，他的母亲确实来自林茨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未知，当年母亲乘船逃到英国之后，并没有在登陆纸上填写孩子父亲的姓名。后来为安德烈登记入学的时候，她填的是自己的娘家姓，并且修改了拼法，去掉了德语的痕迹，当时很多欧陆难民都这么做，套上一个英国化的姓名，匆匆摆脱旧生活的残余。

于是，这位被英国收养的牧羊人，离开“阁楼”之后并没有回家，又去了奥林匹克体育馆。六处后来撤出柏林的时候按程序销毁了所有文件，但伦敦还保存着副本，因此今天还能读到安德烈在1953年那个春末夜晚发出的电报。从发送时间看来，安德烈在办公室至少待到凌晨四点，撰写详细的报告，详细报告他和麻雀的对话，评估麻雀的“精神状态”。他写道，“麻雀显得局促不安，但该线人性格如此。本次见面未见异常。”

如果说麻雀天生紧张的话，那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只会更紧张。自从克里姆林宫的著名住户去世之后，使馆与莫斯科的通讯陡然增加，而且包含大量不允许当地德国雇员经手的加密电报。这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信息，让六处感兴趣的是，莱纳提到苏联人对东德政府态度冷淡，甚至有指责他们加剧事态的意思。乌布利希对国有化的偏执既激怒了德国人，也激怒了莫斯科，从东柏林到德累斯顿，从工厂到码头都在隐隐沸腾，传言会有大罢工，过了一会又传言说美国人要接管东柏林了，也有人说是苏联人要接管西柏林了，又说坦克都已经到了柏林市郊，不知道该听哪一个故事。

“我应该担心吗？”莱纳问，他的公寓里没有安装电话，每次都要骑着自行车找一个不同的公共电话亭。

“应该还不用。”安德烈告诉他，“继续观察。我们都在盯着这件事。”

下一次碰头定在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六月初。既然“麻雀”目前只能执行观察任务，没必要频繁见面。事实上，连见面也不需要了，安德烈会在6月10日13点37分给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他从来不约整点，免得反间人员找出规律。响铃四次之后没有人接听或者接听者不是莱纳，会面宣告取消。

6月10日这天，莱纳准时接听了电话，把打听来的零碎消息告诉安德烈，苏联人据说想“切断”东西柏林，没说具体要怎么做。从来没有人能切开一座城市，也许只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这消息是翻译从秘书那里听来的，秘书又听另一个秘书说的，这第二位秘书在门外听见了大使和一个不知名的斯塔西雇员聊天，这个传播链本身就不特别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