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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协议是找到莱纳才有护照，这可不叫‘找到了’。”

“我只是个普通的文员，我不能像施魔法一样把你变进斯塔西总部。”

“而我也没有要求你这么做，君特，我从来不让你冒不必要的风险，”安德烈双手搭在君特的肩膀上，看着他的眼睛，“你这次要做的仅仅是，在某个时间，‘不小心’忘记锁上某一扇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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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任何臃肿、行事诡秘、分支庞杂的机构，斯塔西总部的弱点和它的英美对应物是一样的，正因为入口的搜查和身份确认程序极为严格，里面的人更容易放松警惕。人们如此确信不可能有人混进来，以至于看不见近在眼前的可疑迹象。只要一个人进去了，就会自动被认定为自己人。那是闭路电视尚未入侵每一个空间的年代，天哪，我怀念那个时代。

安德烈的计划十分疯狂，同时出人意料地简单，如果你仔细看这里----这支圆珠笔写不出来，亲爱的，给我拿一支铅笔，铅笔总是更可靠，谢谢你。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个入口，它远离主干道，对着停车场。里面是洗手间----我在这里写一个“T”，对面，衣帽间，我写一个“G”。往里面走一些，就是存放扫帚和地拖桶的小房间，消防沙袋也放在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下班时间，这个入口是有人看守的，每个清洁工的姓名和住址都记录在册，防止有人冒名顶替。但是，到了午休时间，就没人遵守那些麻烦的安全规例了，清洁工、打字员和一些结束值班的警卫在门外吃午饭，轮流用一张木桌子和两把椅子。安德烈知道这栋建筑物的结构，曾经和霍恩斯比一起躲在隔音室里研究过偷来的蓝图。这个在厕所旁边的入口是整个链条里最脆弱的一环，只需要某一天，某一个急着返回办公室的雇员忘记把门闩推回原处。

又或者有人故意把门闩推开。

君特显然承担了这个任务。接下来的一切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录，我们只能适当发挥想象力。七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某个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安德烈从这扇开着的侧门走进了容纳着斯塔西的灰暗大楼。想象白衬衫、灰色西装长裤和棕色皮革背带，就像任何一个常年在档案室蹉跎的文员。他没有走副楼梯或者防火梯，而是大方地从人来人往的主楼梯上去，手里提着公文包，因为一个普通办公室职员就该这样，没有理由躲躲藏藏。在二楼某处，他甚至停下来打听正确的方向，也许问了偷懒在走廊上抽烟的分析员，也许问了一位年轻甜美的打字员，没有人质疑这位“从莱比锡分局来的同僚”。他顺利到达羁押室，报了一个假名，就在警卫低头查阅记录册的那一刻，安德烈把他砸晕在地，休息室里的另一个警卫听到声音，出来查看，被勒住脖子，缺氧昏迷之后，和同僚一起被拖回休息室里，搜走钥匙，堵住嘴巴，绑到暖气片上，锁门。这两个警卫接下来一个星期里至少被审问了十二次，都无法准确描述入侵者的具体相貌，来不及看清楚。

我们能够得到的最接近现场报道的书面记录，来自中情局秘密招募的一位秘书。姓名至今没有公开，美国人给她的代号是“W小姐”，姓名不一定包含W这个字母，也不一定是女人，有时候他们调换线人的性别，免得泄密。总而言之，“W小姐”复述了当日突然爆发的混乱，她在二楼另一侧工作，离羁押室很远，骚乱的声音刚刚传来的时候，她以为是第二司的肌肉壮汉们又逮捕了什么人。

“有时候他们挣扎得挺厉害的。”W小姐告诉她的中情局接头人。

“请继续。”对方回答。

吵闹声越来越大，很显然，事情不对劲。W小姐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纷纷离开打字机和文件夹，到走廊上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有人把疯羊放出来了。”W小姐形容，“噢，没有侮辱那些人的意思，他们一群一群地涌出来，惊恐万状，有男有女，十几岁的，七十多的，拼命往外面跑。警卫都惊呆了，傻站在楼梯上瞪着眼睛，然后才清醒过来，试着抓这些从拘留室逃出来的人，大喊大叫让楼下关门。人实在太多了，大门关上之前，起码已经有一大半的人跑出去了。他们抓住了那些落在后面的，送回牢房里，我听说两个警卫被打晕，锁在休息室里，所有牢房都开着门。”

“有没有听说是谁做的？”中情局的情报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