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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2页）

其实，文化就像一个人，过多的营养，过厚的脂肪，过胖的肚腩，都不利于长寿。长寿的中华文化，从来不愿用自己的肩脖去撑起那些特别复杂的学理重担。它一直保持着精瘦瘦、乐呵呵的行者形象，从来未曾脑满肠肥，大腹便便。

为什么能够精瘦？因为中华文化一上来就抓住了命脉，随之也就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省俭，什么东西可以舍弃了。中华文化的命脉就是“人文”，《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对鬼神传说，敬而远之；对万物珍奇，疏而避之；对高论玄谈，笑而过之。这与其他文明相比，不知省下了多少卷帙和口舌。

典籍之首，该属《周易》了吧？这个“易”字，第一含义就是“简易”，第二含义则是“变易”。连在一起，就是以“简易”的方式研究“变易”和“不易”。但这种研究又不付之于抽象，而只是排列卜筮的概率，形成框架。这与其他文明的开山之作一比，显得非常精简和直截。

诸子百家之首，该属老子了吧。然而且看老子的全部著作，只有那五千字，从内容到形式都在倡导“极简主义”。几年前，我在向北京大学的各系学生讲解中国文化史时曾经指出，老子是中国文化的“清道夫”。他那四个字、四个字如刀斩斧劈的简洁文句，呈示了中国哲学不肯多添一笔、多发一声的极致。由他白发白须又默默寡言地在前面走着，跟在后面的诸子百家，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讲多了，把书写长了。

“清道夫”的意义，在于把道路整干净。干净的道路方便走路，于是也可以走远了。走远，就是长寿。

再看最有名的孔子，他的传世著作《论语》，是一段段简短、随兴、通俗的谈话，一点儿也没有端出任何理论架势，呈现什么高深形态。

至于庄子，干脆是在写散文诗了。他以轻便而优美的寓言创作，不小心踏入了经典殿堂，受百世敬仰。

说到散文诗，不能不联想到《诗经》。那是地地道道的诗，而且多数是短诗，带着华北平原的波影和鸟鸣，居然也被尊之为“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起点之一。

连端庄的儒家也反复表明，“艺”和“乐”是一种重要归结。为此，李泽厚先生曾以“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来阐述中华文化，颇有见地。我以一部《极品美学》来响应。

确实，在根子上，中华文化是简易的、轻快的、朦胧的、优美的。这种特点使它便于接受，便于传诵，便于延续。长寿，显然与此有关。

在学术界，总有一些人士一直在抱怨中华文化缺少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这样的深度和广度，这是以西方的学术标准，骚扰华夏风范。有人还说，唐代没有出现像样的哲学家，因此是一个没有重量的时代。这就更错了，唐代的文化重量举世少有，仅唐诗一项，就足以压坏历史的天平。如果一定要把唐诗和哲学做不伦不类的对比，那么我要说，唐诗比当时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哲学都重要百倍。

宋明理学试图对一些抽象概念如“心”、“性”、“理”等等做超验研究，虽有长篇宏论惊动学界，却未能在社会上真正产生影响。原因是，那种庞大的艰深方式，不符合中华文化的性格。事情到了王阳明又好了，他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省俭的话语，又让中华文化顺眼顺耳。可惜到了他的学生，那么一些“王门后学”，又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