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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黛安提起那一年在苏黎世讲座的事，说：“你总坐在靠门的位子，记笔记从不间断，问题问得很精准。”她顿了一下，“我那时候以为你很冷。”

王瑶轻轻晃着杯子里的酒：“不是冷，是不知道怎么回应。”

那堂法学课上，她第一次见到黛安，一位来自美国的宪法学者。她的授课节奏清晰，逻辑严密，举例总带着某种锐利的目光。王瑶在讨论中发言冷静，但从不刻意表现，那种内敛里带着锋芒的特质引起了黛安的注意。

课后她邀请王瑶参加读书会，一起讨论人权法、判例演变、美国宪政的裂缝，也谈各自对“国家”与“制度”的观察。有一晚，她在楼下酒吧对王瑶说了自己的事——同性恋身份、曾经的亲密关系，以及那种在保守圈子中隐隐的不安。

她问王瑶有没有类似的感受。

王瑶没有回避，只是低声说：“我可能还没走到你那么清晰的地方。”

她没有接受那份好感，也没有推开，只在那个临近学期结束的午后，坐在图书馆台阶上对黛安说：“我愿意做你的学生和朋友，但不想用我的迷茫，干扰你的清晰。”

那天风有点大，两人说完什么都没再说。后来黛安回了国，王瑶留在瑞士，生活各自分开，却都没忘记。

酒喝到后半夜，两人没再多说工作。

深夜两点，屋子里已经安静下来。空酒瓶搁在厨房台面上，杯沿沾着指印。客厅的落地灯没关，光照在地板上，一只高跟鞋歪倒在地毯边。卧室的门半掩着，从门缝里看不到人，也听不到声响，只剩墙上的影子还在慢慢晃。

第二天早上王瑶醒来时天刚蒙亮，黛安还躺着没动。两人都没说话，安静地穿衣、洗脸，然后在厨房里煮了一壶黑咖啡。眼神碰到的那一瞬，没有寒暄，也没有追问。像是多年前那个雨夜之后，两人默契止步，又在某个无声的夜晚，各自补上了那句未出口的告别。

第二天上午九点，盛轩在办公室打开邮件，看到一封来自黛安的正式回复。她写得简洁：“如果你能确保这三个附加条件，我将在下次表决中支持该法案。”

附加条件：

为阿拉斯加地区的农村医院争取专项补助；

保留边远社区SNAP食品补贴不削减；

对捕鲸产业执行豁免性减税。

盛轩把邮件打印下来，塞进文件袋，进了白宫沟通办公室。

华盛顿的夏夜闷热，老牌法案协调人皮尔斯约盛轩在市中心的俱乐部私聊。酒过三巡，皮尔斯靠在皮椅上，话锋一转：“那个老顽固议员，是你太太动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