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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了指被妻子一左一右牵在手中的一双儿女八岁的纪大宝和他六岁的妹妹纪晓云。

又假惺惺地问道，“听说你小舅子从南方做买卖回来了，只定赚了不少钱吧”吐了口烟圈，叹息道，“我们家成德可没他能耐，只能在小小纱厂赚点小钱糊口养家，”

语气里掩不住的讥嘲和讽刺。

纪老四的爹纪全曾是乔家的一名长工，因为爱上了乔博文的二姐被李氏给撵出了乔家庄，后来乔博文的二姐嫁去了西安周家，他在外流荡了几年后也死了心，在隔壁杜庄找了个媳妇做了上门女婿，土改、文革期间，他以被迫害者的身份站出来伸冤、哭诉，让乔家还他一个公道。

那时罪魁祸首乔鑫诚和李氏已经不在了，革命军人讲究冤有头、债有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祸不及家人，再说乔家也没做啥伤天害理不可原谅的罪孽，无非封建主义思想太重，棒打鸳鸯而已，况且，人二小姐根本对他没感情，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翻身把主人做，什么都讲究一个平等对待，组织才觉得他委屈，放在过去，他就是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蛤蟆。

最后乔博文自然没获罪。

不过，纪全却在组织的特别照顾下携妻儿回到了乔家村，又因为他的贫下中农成分和做过长工的经历，被组织编入了新编制的生产大队里。

在农村，生产队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权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编制生产计划，制定增产措施，指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的条件下，有权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和出多余的农副产品。

报酬以“工分”形式体现，生产队根据当年社员所获工分多少进行分配。“工分”标准的制定各地大同小异，“工分”报酬为两种形式，即针对“普通农业劳动”的标准工作日报酬和针对农忙时节或特殊劳动项目的“定额报酬”。具体到每个劳动者社员的工分档次由生产队负责人会议核定，对负责人会议的核定出现异议则通过生产队组织的“社员大会”审定。

“普通劳动”指劳动强度不高，一般事务性的农业劳动。记分基准以每个“标准工作日”一个男壮年劳动力为最高，多定为1012分，即有的生产队男壮年劳动力报酬定为10分，有的定为12分。以男壮年劳动力每标准工作日12分为例

成年男性，男壮年劳动力12分；一般男性劳动力则定为9分11分；成年女性，女性壮年劳动力为79分；一般女性劳动力中年家庭妇女为67分；学生，指高中或以下，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

高年级男性，健壮体力素质好，911分；其他69分；

高年级女性，健壮体力素质好，68分；其他为46分；

儿童，3分。

乔夏氏一共有四儿三女，加上乔博文和小弟乔林辉，乔家一共九口人，除去已嫁人的乔尙琴，乔家的真正能记入工分的劳动力只有五人。

乔建国正处壮年，却被纪全评为一般男性劳动力，工分也只给打10分，乔夏氏为一般女性劳动力，工分为7分，乔二、乔三一个十八、一个十六，工分只给6分，乔林辉双手算盘打的方圆百里无人能敌，被社员选为乔家村的会计，后又被纪全寻了个错从位置上给掳了下来，之后未婚妻退婚，他和他爹一样，是个博学多才却迂腐固执的读书人，被人这么冤枉，甚觉屈辱，一时想不开，郁积在身，病倒在床，一躺就是一年。

这点工分换来的粮食哪够一家八口吃喝的，还要省些下来给乔林辉治病，一时间愁死了乔博文，那时候挨穷挨饿的也不只他家一户，村里很多人受不了都出去要饭去了，他自小生活富足，虽家道中落，但家教和尊严都不允许他去做要饭花子，丢不起那人，也怕祖宗们被气的从坟墓跳出来

实在没法，只能一家人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乔夏氏带着孩子上山采野菜，那时候大家都很穷，野菜不够用，很多时候嫩芽刚冒就被摘走了，那饿劲赶得上长征二万五千里了。

一日，乔夏日病了，起不了床，乔博文没法只得带着老二老三上山摘野菜，跑了整个山头，就摘了一小把野菜，还不够乔尙香一人的嚼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