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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4页）

这些字眼从纸上脱落，仿佛一群恶魔般将我团团围住，周围世界的一切都开始崩塌，房间里的家具成了一片还冒着烟的废墟，空气中飘浮着让我窒息的灰烬。

G走出浴室。他发现我在哭泣，双眼通红，难以置信地指着摊开的笔记本。他脸色一下子苍白起来。紧接着，他又愤怒地对我吼道：

“得了吧，你还有理了吗？你怎么敢在我写小说的时候干扰我的工作？你花过哪怕一秒钟想象我现在所承受的压力吗？你知道我所做的事情需要多少精力和专注力吗？你根本不理解什么是艺术家、创造者。是，我是不需要像工人那样按时去工厂打卡上班，但我写作时所受的折磨，你根本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样的！你刚刚读到的不过是我未来某部小说的草稿，这和我们、和你都没有半点关系。”

这个谎言是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哪怕我只有十五岁，也不难从中察觉出它对我智商的侮辱，还有对我整个人格的否定。这打破了他所有信誓旦旦的诺言，也暴露了他的本性，它像一把匕首般将我彻底刺穿。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我被欺骗，被愚弄，不得不自生自灭。但我能埋怨的只有我自己。我跨过窗沿，准备纵身一跃。他在最后时刻拉住了我。我摔门离开。

我一直很喜欢到处闲逛，还莫名对流浪汉很有好感，总会抓住一切机会和他们交谈。那天下午，我一连几个小时都以一种茫然的状态在街区间游走，试图寻找一个能理解我的灵魂，一个可以跟我说话的人。在一座桥下，我在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身边坐下，号啕大哭。老人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只是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吐出了几个字词。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看着船只驶过，然后我又上路，尽管漫无目的。

我机械地走着，发现自己来到一栋豪华的大楼前。G有个朋友住在这里的二楼，是一位罗马尼亚裔哲学家，叫埃米尔·齐奥朗，刚和我在一起时，G便把他介绍给了我，说这位是他的精神导师。

我身上脏兮兮的，头发也缠在一起，脸上还有在街上闲逛后留下的污渍。这个街区的每一家书店、每一条人行道、每一棵树，都会让我想到G。我穿过门廊走进大楼。浑身颤抖，指甲缝里还藏着污垢，不停冒汗——我看上去肯定像个刚躲在灌木后生完孩子的年轻印第安女人。我轻手轻脚、心怦怦直跳地顺着铺有深色地毯的楼梯走上楼，按响了门铃，我的脸还是红的，尽量使自己不呜咽出声。一位略微年长的小个子夫人给我开了门，目光很友好，我表示很抱歉打扰他们，如果她的丈夫在家的话，我想要和他见上一面。这时埃米尔的妻子才注意到我邋遢的装扮，语气也变得惊慌起来：“埃米尔，是V，G的那个朋友！”她朝屋内大声喊道，然后急急忙忙地走向通往厨房的过道。伴随着里面传出的金属撞击声，我猜她在烧水，可能是为了泡茶。

齐奥朗走进房间，立马挑了挑眉毛，这样一个细微的动作却明明白白地表露出了他的惊讶。他请我坐下来，我顿时泪如雨下，哭得就像是一个找妈妈的婴儿。当我可怜兮兮地试图用袖子擦去流出来的鼻涕时，他递给我一条带刺绣的手帕。

这份带领我来到他门前的盲目的信任只源自一个理由：他很像我那同样来自东欧的祖父，一头白发整齐地朝后梳着，前额两侧的发际线向后退，像两个海湾，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鹰钩鼻，还有十分浓重的口音（泥檬？乔克力？喝茶时要吃点什么？）。

我从来没能完整地读下来过他的任何一本书，哪怕它们都很短小精悍。人们都说他是个“虚无主义者”。确实，在这方面，他并没有让我失望。

“埃米尔，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抽抽搭搭地说道，“他说我疯了，但继续和他这样下去我才真的会疯掉。他的那些谎言，他一次次的不辞而别，还有那些不停找上门来的女孩，甚至是那个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囚犯的旅馆房间。我已经没有可以说上话的人了。他使我疏远了我的朋友、家庭……”

“V，”他语气严肃地打断我，“G是一个艺术家，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世人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也许也不会，谁知道呢？如果你爱他，就应该接受他的一切。G是不会改变的。他选择了你便已经是你极大的殊荣。你需要做的是陪伴他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行，同时也要包容他的反复无常。我知道他十分喜爱你。但女人往往不明白艺术家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托尔斯泰的夫人每天都要将她丈夫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不知疲倦地为他修改哪怕最微小的笔误吗？她彻底地奉献出了自己！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才是艺术家的妻子应该具备的品德。”

“但是埃米尔，他一直在对我撒谎。”

“谎言是文学的一部分，我亲爱的朋友！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些话都是从他——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智者的口中说出来的。他，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却要求一个不到十五岁的女孩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一个变态的老家伙？并且让她从此闭嘴？看着齐奥朗夫人用娇小圆润的手指抓住茶壶的一侧把手，我忽然完全被吸引住了，一连串骂人的话在唇边徘徊，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她妆容精致，淡蓝色的头发和她优雅的上衣很是相配，对于丈夫说的每一句话，她都会默默地点头表示赞同。曾经，她是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却中断了演艺事业。我也无需过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而埃米尔不吝给我的唯一一句有价值的话——我那时尚未意识到这句话的意义所在——就是G是不会改变的。

下午放学后，我有时会去照看一个小男孩，那是母亲一位邻居的儿子。我监督他完成作业，帮他洗澡，给他准备晚餐，陪他玩一会儿，然后哄他睡觉。她母亲出门吃晚餐时，一个年轻人就会来接我的班。

尤里二十二岁，是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他会吹萨克斯风，为了支付学费，空闲时间都在打工。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他父辈也有些俄国血统。一开始，我们只是打个照面，会互相问候，很少交谈。但几个星期过后，我离开那里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也变得越来越亲近。

某天晚上，我们俩一起倚在窗台边，看着夜幕降临。尤里问我是否有男朋友，我便放任自己敞开心扉，怯生生地向他讲述了我现在的处境。再一次，我说感觉自己就像个囚犯。十五岁的我，迷失在歧途，再也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终日无休止的争吵过后随之而来的又是枕边絮语与和好，这是我仅剩的还能感觉到被爱的时刻。在我少有的几次去上课的时候，疯狂的阴云笼罩着我，我会把自己跟同学们做比较，当他们放学回家，一边听着达荷[1]或赶时髦乐队[2]的唱片一边吃麦片时，我却在满足一个比我父亲年纪都要大的老男人的性欲，因为对被抛弃的恐惧已经超越了我的理性，并且我固执地相信这种畸形关系会让我显得有趣。

我抬头看向尤里。他气得整张脸都发紫了，一种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暴烈情绪扭曲了他的五官。但他却出奇温柔地握住我的手，并摸了摸我的脸颊。“你没有意识到这家伙是在利用你、伤害你吗？这不是你的错，是他的！你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囚犯。你只需要重新找回自信，离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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