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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社来社去”试点班越来越壮大了，试点班的校舍在老师、学员们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建好，就在龙头山脚下。父亲分到了一套住房，我们全家从德胜中学搬了过去，离开了下雨屋漏的窘境。

父亲说，“社来社去”的老师和学员们发扬“南泥湾”精神，开垦农田，种玉米、种甘蔗、种花生。学员们都表示要“一身泥巴上大学，满手老茧回农村。”我在这新的环境里认识了一些人，还学会了推磨，学会了玉米脱粒。

放学回来，常会看到一群女教职员工围成一圈在给玉米脱粒，我总会兴致盎然地加入。中间是一大堆已晒干了的玉米棒和脱好的玉米粒。我喜欢挤到比较熟悉的苏姐姐旁边，苏姐姐就会向边上让让，让出一个位置给我，然后会说：“哟，三平，又来赚工分了？”苏姐姐按我家大平、小平的叫法，总是叫我“三平”。我不管苏姐姐叫我什么，直接把苏姐姐手上已经脱了一半的玉米棒抢过来接着脱，还得意地看着苏姐姐说：“你看，我动作快吧。”玉米脱粒，最难的就是第一排，只要打开缺口，后面的就快了。我总是在苏姐姐打开缺口后才抢过来。剥累了，就在旁边看别人怎么做，她们基本都是用两个玉米棒互相对搓，玉米粒就从她们手上“哗哗”地落下。我也试过，可还是人太小，力气不够，总也搓不下来。苏姐姐就抓起我的手，假装很认真的样子看了又看，然后说：“这么小的手，都握不住玉米，怎么可能搓得动，你这个手啊，只能拿笔，将来是要做学问的。”我只好老老实实地用手一排一排地剥，免得她再笑话我的手小。

离玉米脱粒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三面透风的小磨坊，那里有一台石磨。苏姐姐她们常在那里把玉米磨成粉。我也常去看，但总插不上手。

准备过年了，奶奶用海碗泡了一碗糯米，说要做些糍粑过年吃。我很开心，不是因为有糍粑吃，而是可以去推磨。

石磨虽然很沉，我也能将它推动，只是推不了几圈就会觉得没了力气。奶奶用一把小刷子将石磨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又在磨槽的出口摆上一个盆。一切安排停当，奶奶右手拿勺，从海碗里舀上一勺糯米，糯米是泡在水里的，应该说奶奶是按半勺糯米半勺水的分量将糯米喂进磨眼，左手握着磨盘的手柄开始转动磨盘，磨盘发出了轰隆隆的响声。奶奶一边转着磨盘，一边给磨眼喂米，米浆就在奶奶一圈一圈推动磨盘时往下流入磨槽，最后通过磨槽的出口流入接米浆的盆中。我接过奶奶手中的小勺，学着她的样子往磨眼喂米，喂完一勺马上接着又喂一勺。奶奶让我别急，说要慢点喂，喂快了石磨消化不了。有我帮喂米，奶奶左右手换着推磨，有时也用双手推。在不喂米的时候，我也伸出我的双手帮奶奶一起用力，奶奶就表现出突然间很轻松的样子，说我力气可真不小，帮上大忙了。勺尽大海碗里最后一粒米，再磨上几圈，磨盘不再往磨槽流米浆后，奶奶停止了推磨，轰隆隆的声音却依然响着。我跟奶奶说打雷了，我们要快点回去。奶奶却不急不忙地用小刷子将磨槽里剩余的米浆全部扫入盆后才端起装米浆的盆。我拿上空碗，和奶奶一起快步离开磨坊。乌云滚滚而来，大雨在我们身后追着。我放下碗，抢过奶奶端着的米浆疾步快跑，前脚刚跨进家门，后脚就被豆大的雨点砸了脚后跟。我放好米浆看向屋外，奶奶还差十来米才到家。奶奶的小脚虽迈着高频的步子，还是没能走赢大雨。我看着奶奶携雨而来，期待着她将那一盆米浆变成软软糥糥的糍粑。

父亲告诉我，石磨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据说是由木匠的鼻祖鲁班发明的。我猜想，鲁班的创造灵感可能来源于人们当年用石臼捣米、捣面的辛苦场景吧。石磨给我的印象是：稳重、朴实，人们在推动磨盘的过程中，过着平凡而简单的生活。

一天，父亲带我到镇上去看电影，影片名字叫《决裂》，影片里学员们从无到有，热火朝天建设自己大学的场景，像极了“社来社去”试点班的师生们靠自己的双手建造学校的景况。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剧中的两个场景，一个是校长一把抓起满手老茧的文化水平非常低的一个女学员的手，将那只手高高举起，对着那些说她没有资格上大学的人说：“这，就是资格！”另一个是一个教授模样的人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为什么老师一说“ 马尾巴的功能”就会招来学生们的反对。父亲告诉我：“马尾巴的功能主要讽刺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繁琐和不切实际，暗示教育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无法适应社会的实际需求。”父亲跟我讲这些时，不知他心里是否真的认可他所讲的东西，父亲一路走还一路给我讲了“屠龙之技”的故事。

所有分散在各处的试点班的教职员工都在龙头山下分配到了住房，我和八岁的“孙天浩”相见恨晚的成了死党。他是我在试点班里唯一的同龄人。父亲说孙天浩一家不是相思湖学院的，他父亲是从当地其他学校借到“社来社去”的老师。我和孙天浩中午不午休，下午放学也不按时回家。休息日，两人结伴上山抓七星瓢虫，用绳子绑住瓢虫的一只脚，一手扯着绳子的一端，看瓢虫扇动着翅膀逃命，却怎么也逃不出我们的掌心。有时，我们也抓些其它昆虫，如法炮制，最后，这些昆虫不是断手就是断足，然后被我们这两个法西斯小儿无情地抛弃。

我俩除了祸害山上的小虫子，其他恶作剧也不少做。有时，我俩会找个山头隐蔽起来，专等山坡下过路的汽车，一旦有汽车经过，我们就拾起满山随手可得的小泥块向汽车砸去，看谁砸得准。到底谁砸得准，谁也不知道，小泥快扔出去后，我们都不敢探头观望，怕被司机发现后上来把我们揪住。

我们甚至还“打家劫舍”，把东家的酱油放到西家，把西家的盐缸搬到东家。学校不大，在这小小的家家夜不闭户的“世外桃源”，我俩瞅准谁家没人就钻进去，来个物资南北大挪移，这一行为引起了公愤，被抓现行后我俩分别被家长痛打了一顿。过后，我觉得那次毒打就像《红楼梦》里贾政打贾宝玉那般残忍。

用泥块砸汽车的勾当在被毒打之后我们也自觉停止了，因为我们猜想，如果这件事被发现，我俩可能不止是被毒打，有可能会被打死。两人的娱乐活动只剩上山捉昆虫了。

宜山之所以叫宜山，是因为山多。在我看来，著名的山应该是没有的，都是些小山小坳，我们轻易地不是到了这个山顶，就是到了那个山头。上中学后学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想起宜山的山，我给曾生活过的宜山做了一个“环宜皆山”的描述。那里的龙头山是当地居民最看重的山，父亲在他的著书中有描述，“龙头山，远远望去，像个仰望天空而又气势轩昂的龙头。这里，群山连绵，像一条巨龙横亘在桂黔一带，龙头在宜山德胜，龙尾在贵州都匀，长达几百米，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龙脉。龙头山下，被认为是风水宝地，有一两千亩的乱坟岗，当地农民，祖祖代代，凡是老人去世的都埋葬在这里。这里已是墓上建墓，层层叠叠。”说实话，环宜之山我基本都上去过，的确不知道哪座是龙头山。

由于这里有黔桂铁路和宜金公路通过，交通方便，加上又有大量可供开垦的荒地，校领导看上了这里，经与地方协商后，这里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决裂》式的开荒建校活动。

学校周围都是山，我和孙天浩整天就在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乱转，孙天浩自称“俺老孙”，我也自称“俺老孙”，孙天浩不干，说你姓“沈”，只能叫“俺老沈”。我说我属猴，我就是老孙，孙天浩认可了我的身份。我们两个孙猴子在转来转去间，时间眨眼过去，很快，两人的二年级结束了。

在一个酷热难耐的暑天，蚊虫四处飞咬，我嫌热，都懒得上山去捉昆虫。母亲忙里忙外地往大木箱里放东西，还时不时地抹泪，全家人的心情好像都不太好，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只是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大木箱被合上并上了锁。我觉得木箱里锁着天大的秘密，仿佛《南瓜里的秘密》。这天大的秘密其实并没有人想瞒我，只是我没问而已。在吃午饭的时候，我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即意味着要到农村去插队。“插队”顾名思义就是安插在农村生产队，和普通社员一样挣工分、分红、分口粮。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高中毕业的大姐，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山下乡”。插队一般是就近安排，虽然大姐毕业于德胜中学，但户籍在相思湖学院，她必须回到相思湖学院，等候插队安排。

饭桌上，父亲安慰母亲说：“她又不是一辈子扎根农村，过个三两年，就有可能抽到工厂当工人了。而且，也不是她一个人去插队，是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去，没什么可伤心的。”

母亲说：“我主要不是因为她要插队难过，是她一个人在那边，万一有个头痛脑热的，孩子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奶奶说：“钦云你要是不放心，我跟大平回去吧，总算是有个人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