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修作《一山一城》之开头，甚是难矣。小说开头之能决定全篇者，为故事发展之所始也。或求之以平叙，亦或惊艳，但毕竟是为故事而服务，不可专苛求之於开头是也。开头即书之，接叙何如？近时作小说，深有所得村上小说之心法，其书乃乐动也。亦或河水之流缓是也。作人书之，以刻意而作弄之，继而人物性情已成，随人物之思端而记之，不下一字之偏颇，不言一丝之善恶，凡之所书者，皆人物所自言自语矣。作家仅代书中人说一自述，扬一番离情别意而已。读者之所以厌文青病，其一者乃在於说理，其二者乃文笔之低劣，其三者乃智识所不足，故所厌之。余亦同此所恶之也。前人所载之故事者：有人登船，有一僧，见谈吐似不同常人，顿收脚正意，後与言而放之，且曰：“容小僧放放脚。”即阐述此理也。作人非傻瓜也。读者亦非於傻人矣。盖故事之作，不可说理应是，其之所理者，读者应可自悟也。故事之见於人情世故，其一所因皆读者自得乃已，於作人之於无关，此诗文及小说皆如是也。
小说之後，行杨家坪购《围城》、《茶花女》、《月亮与六便士》意作参考。盖此作者，为己而作之，故不考虑读者何何，亦不求之於利，此未失文心之本道者也。余甚有幸，即今之後便不可再图风花雪月，而闲逸之心终坏人生之本途是也。此三书於我人生之有意义，其《围城》者乃自我所困也。《茶花女》乃我送向氏之一书，未曾料得虽非故事中人，但十三日之记事别有生趣，何不记之。《月亮与六便士》乃昔孙氏予我所看之小说，虽与我之附和，而无所与之论，特又记之也。夫我一生，能识天地万物，能察人情世理，能於故人之所而相交者，何不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