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今日下午西邨门有辩会，宴州名士风海先生与权儒礼部尚书崔琰将辩天下之道，可能晚一点回来，不用等我吃饭。“张钧飞快到中午才起床，简单梳洗了一下便准备出门。
他口中的大伯便是他的老仆人，三年前他外祖父母相继去世，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就在此时，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主动找上门来，就是这个鬓角已经斑白的老男人。此人自称受少年远在西州的堂叔所托自塞外而来，本来少年将信将疑，但此人不仅拿出书信，还带来不少钱财，平常生活中不辞辛劳照顾少年，与少年相依为命。老仆人总是木讷寡言，半头乌发遮住半边脸，脸上的皱纹仿佛诉说着自己历经风霜的半生，手指干裂成一块块皮，只留下早年执剑留下的茧子。
风海先生自言信奉法家，半年前受景山学堂郭啸所邀前来访学，却不想郭啸未能与其畅谈天下之道便已然离世，临终前帮风海先生邀请当朝大儒、五经博士匡浔于西坉门辩道，崔琰则认为风海先生终归晚辈，理应该代替年迈的师父上台，因而二人相约于午后会于凤凰台。
实际上，当朝儒学分为新旧两派，以匡浔为代表的旧派儒学排斥佛道以及其他各家思想，主张从复兴古代先贤的治国理念以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长期把持官学，又通过科举与地方势力联合在一起，虽维持了帝国的稳定，却也成为帝国变革的最主要障碍，而郭啸所倡导的则是融汇各家学说大成的新儒学，以最大的思想包容重新凝聚起各个阶层，这也是当年林从观邀请郭啸出山的主要原因，林从观想通过学问之变实现人事之变，进而实现国策之变。
那一日，西坉门的凤凰台上，两张方桌置于两端，桌上是一壶茶水，还有一叠干果，二人端坐于桌前的垫子上。
“秦制即为法制，是对古制的背叛，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可接受，”崔琰上来就以法家往日的失败现身说法，“暴秦亡于苛法，这是有历史定论的。不知今日风海先生之法家治国学说与秦制有何不同？”
“秦亡的经验可参见汉代政治家贾谊的《过秦论》，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寥寥数语业已概括，我就不加详述了，”风海先生语气一转，“我们今天倡导的并非秦朝那种苛刻死板、没有回旋余地的治国策略，而是以礼义为纲、以法制为度，介于儒与法之间的一种治国思想。以礼组织社稷秩序，防患未然，以义联系君主臣民，调和上下，以法规范吏军商农，禁于已然，礼义为法之前提，法为礼义之手段。这样，既可以达到治理的最佳效益，又可以遏制非礼非义之行为，在朝廷与民众、自我与外界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军有所守，士有所为，商有所贾，农有所耕，社会各司其职，自然有条不紊、平稳有序。”
“一派胡言，”崔琰从垫子上站起来，“何谓礼与义？不过实现天命的工具而已，与其追求工具，不如追求天命本身。所谓天命，乃自然之法则，万物之本性。君主上承天命乃为天子，所以，只要君主作出表率，以道德教化民众，即可让民众顺应质朴之本性，自然可以约束自己。这才是治国的最高境界。”
其实，崔琰所言才是本朝儒家的主流思想，科举亦不过是该思想的助推器。
“达到全面的和谐目标，必须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达到统一，如董仲舒所言，‘远夷之君内尔不外，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把权力集中到天子手中，既可以对万民进行道德垂范，又可以实现民富国强，”谈起儒学，风海先生似乎并不是崔琰的对手，“正因如此，本朝才能成为天下之主，本朝儒学也为天下所学。”
“这一点我同意，本朝开疆扩土、富甲天下，都离不开你们儒学的推动，没有你们，就不会有本朝全盛时期的风云十六州，”风海先生接过话，“可你们的目标达到了吗？天子成为那个道德楷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