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客令》下得很突然。事情的始末是：有一个韩国人，名字叫郑国（很怪异），他来到秦国，知道秦王好大喜功，就向秦王建议，修建一条大渠。可以引泾水入洛水。
这渠长三百里，对秦国的农业大有好处，但工程十分浩大。
后来这桩案件暴露了，郑国确实是个杰出的“水工”（水利工程师），但也是韩王派来的奸细，之所以给秦国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是想以修渠来消耗秦国的国力，免得秦国向东拓展得太快。
天下的局面到了这会儿，谁都看出来了，六国亡于秦，也就几年十几年内的事。但是，诸侯们锦衣玉食惯了，谁也不想亡国了怎么办，能享受一天算一天。所以把这种修渠的主意也拿来实施，能多维持一天现状，就是好。
这个修渠“疲秦”的阴谋一暴露，立刻引起了王室与贵族老秦人的愤怒。多少年来，高官让客卿们做着，老秦人反而下降为二等国民。这下子可找到一个出气口，舆论顿时沸腾，要求驱逐所有的外来宾客，因为他们都有间谍嫌疑。
这种情绪，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客卿们虽不是秦国人，难有“祖国荣誉观”，但他们到秦国来，是为了施展个人抱负的，秦国给他们提供了舞台，他们就能演出得很精彩，最终受益的还是秦国。从秦穆公起，凡是秦国有为的君主，都能坚决抵制地域观念。
因此，以地域观念来排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很落伍的见解。这种流弊，至今也还不算绝迹，本土与外来户孰优孰劣之争，在某些地方，还是颇有市场的。
秦王嬴政本不是昏聩之主，但当他看到吕不韦的势力遍布朝中，也很感不安。尤其想到在吕不韦当政时期，外来者大批入秦，投到吕氏门下或占据政坛要津，这会不会潜藏着颠覆的危险？于是，他顺应舆论，断然下了《逐客令》。
逐客，是为了对付吕不韦的，所谓“修渠行间（搞间谍活动）”只是一个由头，总不能说逐客就是为了要铲除前“仲父”的势力吧？
君主的意见，就是法令，逐客进行的相当彻底，没有任何通融。包括很受嬴政器重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他已经打起行囊，离开咸阳，走到五十里外的骊邑了，想想心有不甘，就给秦王写了一封奏章，要阻止秦王自毁长城。
这篇奏章，就是著名的论辩雄文《谏逐客书》。
李斯的才华是罕见的，他的这篇文章，留下了千古美名，后世还收入了《古文观止》，成了学子作文的普及读物。
这文章，滔滔雄辩，用事实说话、用推导法说话、用归谬法说话，环环进逼。
他先用穆公重用百里奚与蹇叔、孝公重用商鞅、惠文王重用张仪、昭襄王重用范雎的实例，证明这四世君王重用客卿没有错儿，使秦国由弱致强，成就帝业。
接着再说，假如大王您只用秦国国货，那么您就没法儿享用六国的珠玉宝贝、宝剑骏马、乃至郑卫美女了，只有眼馋的份儿。即便郑卫的流行歌曲也甭听了，只能重新拍着大腿、敲秦国的瓦罐儿。
然后李斯用了一句“太（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这样的宏大语言，逼秦王向真理低头。又把秦王逐客比喻成借兵给敌国、送粮给盗贼，而后疾呼“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大王啊，您这样逐客以资敌国，不是亡国的搞法吗？
上书时，李斯已在被逐的途中，不说也是被逐，所以他豁出去危言耸听了。
一番激烈的言辞，特别是“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这句，把嬴政给雷到了。
上书的结果是，嬴政立刻撤消了《逐客令》，派人把李斯追回，官复原职，应该说更倚重了。
嬴政明白了，过河的时候不能拆桥，拉磨的时候不能杀驴。于是他对六国来的宾客更加客气，甚至对其中的傲慢者，也能做到忍气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