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赞美他“礼贤下士”。有这样克制力的雄主，一旦爆出力量，那是可怕的！
既然秦王求贤如渴，六国名士当然就趋之若鹜。其中，有一位军事天才不可不表，那就是尉缭。
尉缭的本名，其实就叫“缭”，魏国大梁人，早在嬴政十一年就来到秦国了。他给嬴政献计说：“若想成大业，就得趁眼下诸侯事秦如郡县之时，逐一灭之。臣恐诸侯一点联手抗秦，秦即失机，会像智伯、夫差、齐闵王那样败亡。希望大王不要小抠，拿财富去贿赂各国权臣，总共也就损耗三十万金吧，即可把六国统统吃进。”
这个主意以前李斯也出过，只是因嫪毐案给耽误了。此次尉缭提出，李斯马上附和，嬴政也就立刻采纳。
从这时候的秦王看，他对宾客的态度，一律是“你们太有才了”。为向宾客表示诚意，他对尉缭亲如兄弟，甚至把自己的饮食、服饰水准，降到与尉缭同，对尉缭持平等之礼。
这还了得！
李斯看不出什么来，为客卿地位之高而沾沾自喜。可是尉缭更聪明一点，他觉得君王作秀做到这个程度，就不可不警惕了。这嬴政，在尉缭眼中，不仅长相不好，还有虎狼之心，事业还没成呢，当然容易做到礼贤下士，可一旦得志，还不得吃人！
于是他断言：“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人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也就是说，秦王得到天下后，还不知要怎么折腾老百姓呢，哪能长期在他跟前晃悠！
主意一定，尉缭就想一跑了之。秦王现了这个动向，连忙委以重任，极力挽留。给尉缭的任命，是“国尉”，即秦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因此后人才叫他“尉缭”。至于尉缭的武功事迹，史书记载很少，他后来的结局也不大清楚，估计最后还是跑掉了。
他给后世留下兵书一部，就是《尉缭子》，也相当有名。
嬴政清理了内部对王权构成威胁的政治集团，身边又有了李斯、尉缭两位文武之才，就开始对外力了，对东方六国实施文武两手。文的一手，是大量派出卧底，去六国游说、贿赂、收买代理人；武的一手，就是先解决韩国。
韩国在六国中最弱，其间仅有十多年因为用了法家申不害为相，一度强大。而到了现在，它疲弱得连贿赂秦国的财力都没有了，只好高价销售本国美女，换来黄金贿赂秦国。六国诸侯中哪家也买不起这天价美女，只有秦国能出得起钱。于是，事情就有了一个幽默的循环——秦国把黄金给韩国，买回美女；韩国收了黄金，再用来贿赂秦国。这就等于秦国经过一轮交易，白得了美女。
韩国的这个国策如此之蠢，以至成了天下的笑柄，后来不得不停止了。
嬴政先攻打韩国，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要韩国把韩非给送来。在攻韩国的同时，也向赵国示威，秦将桓齮攻战赵国的平阳、武城，杀了赵将扈辄，斩十万。
这可吓坏了韩王安，他一向对韩非子不大感冒，现在见秦军气势汹汹而来，不过就是索要一个学者，连忙答应。于是，韩非就在嬴政十三年来到了秦国。
这个韩非，对秦国后来成为超级大帝国的贡献可是不小。他是韩国的宗室，是一位公子，大概属于旁枝的吧，所以没有什么地位。
韩非口吃，不能当辩士，但文章写得世无其匹。法家理论传到了他这一代，面对的是天下统一的前夜，兼并战争非常残酷。法家理论怎么才能更实用？韩非做了很大贡献。他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炼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统治理论。
韩非认为：光有法还不行，还要有驾驭大臣的术，再加上以情报系统控制全国的势，王权才能空前强大，“治天下而征诸侯”。不然，像以前那样，秦国白白强盛了几十年，因为权臣分了权，为自身利益而模糊了秦国的政治目标，所以迟迟成不了帝业。
韩非对韩国的毛病看的很清楚，他说，在有功者、实干家之上的，都是浮淫之徒，是一些蠹虫。他屡次向韩王进言，但韩王不理他，反倒是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书，把他视为知己。
他的这套理论，离哲学有点远，本质上是实用的帝王之术，也就是专门写给帝王看的政治管理学。
韩非最推崇申不害的“君主独断”论，说如果君王不能独断，还怎么治天下？君王当得好不好，就看驾驭臣下有没有办法。他认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所以不要动感情、不要讲良心，就是用一个“术”去监视控制群臣。君臣之间，其实就是买卖关系，我给你高官厚利，你给我出卖智力，我对你也不讲什么“仁”，我也不指望你“忠”。君与臣的关系，就是“一日百战”，只要君王一疏忽，人人都可能跳出来篡位。
韩非的学说，与嬴政急于收拢权力的心理恰好吻合，也为即将出现的超大帝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法。所以，嬴政才看重他，为夺取他而不惜动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