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赞美他“礼贤下士”。有这样克制力的雄主,一旦爆出力量,那是可怕的!
既然秦王求贤如渴,六国名士当然就趋之若鹜。其中,有一位军事天才不可不表,那就是尉缭。
尉缭的本名,其实就叫“缭”,魏国大梁人,早在嬴政十一年就来到秦国了。他给嬴政献计说:“若想成大业,就得趁眼下诸侯事秦如郡县之时,逐一灭之。臣恐诸侯一点联手抗秦,秦即失机,会像智伯、夫差、齐闵王那样败亡。希望大王不要小抠,拿财富去贿赂各国权臣,总共也就损耗三十万金吧,即可把六国统统吃进。”
这个主意以前李斯也出过,只是因嫪毐案给耽误了。此次尉缭提出,李斯马上附和,嬴政也就立刻采纳。
从这时候的秦王看,他对宾客的态度,一律是“你们太有才了”。为向宾客表示诚意,他对尉缭亲如兄弟,甚至把自己的饮食、服饰水准,降到与尉缭同,对尉缭持平等之礼。
这还了得!
李斯看不出什么来,为客卿地位之高而沾沾自喜。可是尉缭更聪明一点,他觉得君王作秀做到这个程度,就不可不警惕了。这嬴政,在尉缭眼中,不仅长相不好,还有虎狼之心,事业还没成呢,当然容易做到礼贤下士,可一旦得志,还不得吃人!
于是他断言:“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人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也就是说,秦王得到天下后,还不知要怎么折腾老百姓呢,哪能长期在他跟前晃悠!
主意一定,尉缭就想一跑了之。秦王现了这个动向,连忙委以重任,极力挽留。给尉缭的任命,是“国尉”,即秦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因此后人才叫他“尉缭”。至于尉缭的武功事迹,史书记载很少,他后来的结局也不大清楚,估计最后还是跑掉了。
他给后世留下兵书一部,就是《尉缭子》,也相当有名。
嬴政清理了内部对王权构成威胁的政治集团,身边又有了李斯、尉缭两位文武之才,就开始对外力了,对东方六国实施文武两手。文的一手,是大量派出卧底,去六国游说、贿赂、收买代理人;武的一手,就是先解决韩国。
韩国在六国中最弱,其间仅有十多年因为用了法家申不害为相,一度强大。而到了现在,它疲弱得连贿赂秦国的财力都没有了,只好高价销售本国美女,换来黄金贿赂秦国。六国诸侯中哪家也买不起这天价美女,只有秦国能出得起钱。于是,事情就有了一个幽默的循环——秦国把黄金给韩国,买回美女;韩国收了黄金,再用来贿赂秦国。这就等于秦国经过一轮交易,白得了美女。
韩国的这个国策如此之蠢,以至成了天下的笑柄,后来不得不停止了。
嬴政先攻打韩国,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要韩国把韩非给送来。在攻韩国的同时,也向赵国示威,秦将桓齮攻战赵国的平阳、武城,杀了赵将扈辄,斩十万。
这可吓坏了韩王安,他一向对韩非子不大感冒,现在见秦军气势汹汹而来,不过就是索要一个学者,连忙答应。于是,韩非就在嬴政十三年来到了秦国。
这个韩非,对秦国后来成为超级大帝国的贡献可是不小。他是韩国的宗室,是一位公子,大概属于旁枝的吧,所以没有什么地位。
韩非口吃,不能当辩士,但文章写得世无其匹。法家理论传到了他这一代,面对的是天下统一的前夜,兼并战争非常残酷。法家理论怎么才能更实用?韩非做了很大贡献。他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炼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统治理论。
韩非认为:光有法还不行,还要有驾驭大臣的术,再加上以情报系统控制全国的势,王权才能空前强大,“治天下而征诸侯”。不然,像以前那样,秦国白白强盛了几十年,因为权臣分了权,为自身利益而模糊了秦国的政治目标,所以迟迟成不了帝业。
韩非对韩国的毛病看的很清楚,他说,在有功者、实干家之上的,都是浮淫之徒,是一些蠹虫。他屡次向韩王进言,但韩王不理他,反倒是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书,把他视为知己。
他的这套理论,离哲学有点远,本质上是实用的帝王之术,也就是专门写给帝王看的政治管理学。
韩非最推崇申不害的“君主独断”论,说如果君王不能独断,还怎么治天下?君王当得好不好,就看驾驭臣下有没有办法。他认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所以不要动感情、不要讲良心,就是用一个“术”去监视控制群臣。君臣之间,其实就是买卖关系,我给你高官厚利,你给我出卖智力,我对你也不讲什么“仁”,我也不指望你“忠”。君与臣的关系,就是“一日百战”,只要君王一疏忽,人人都可能跳出来篡位。
韩非的学说,与嬴政急于收拢权力的心理恰好吻合,也为即将出现的超大帝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法。所以,嬴政才看重他,为夺取他而不惜动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