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只有平庸的人既不会遭到诋毁,也不会得到赞誉。倘若全天下的人都在骂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可以称为世间少有的奸雄;倘若全天下的人都在称赞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可以称为世间少有的豪杰。然而,那些对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发表评价的多是平常人,至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则较少袒露内心的看法。让平常人评论不平常的人,难道是一件可信的事吗?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就不是趋炎附势的伪君子;谤满天下的人未必就不是一片丹心的真英雄。俗话说“盖棺定论”,依我看来,有的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人们对他的评论也未见得准确。那些称赞他的,仍在称赞着;那些诋毁他的,仍在诋毁着,让后世莫衷一是。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的同时,也被千万人诋毁着;夸他的人把他捧上天,骂他的人则把他踩到脚下;他得到了多少赞誉,就承受着多少诋毁,看似可以功过相抵。像这样一个人,该如何评价呢?答案昭然若揭--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且不论他是奸雄还是豪杰,单论他所处的层次,就不是平常人的眼光所能企及的,也不是平常人所能随口评价的。只有理解我这些话的人,才能读懂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识,亦惋惜李鸿章见识的不足,更同情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环游欧洲列国时,在德国拜会了其前首相俾斯麦,问他道:“倘若为人臣子,想为国家尽心尽力地办事,但满朝文武都与他意见相左,联合起来拖他的后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想按照
自己的意愿办事,该如何是好呢?”俾斯麦答道:“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了他的支持就能大权在握,还愁什么事办不了呢?”李鸿章说:“倘若现在有一位大臣,他的君主耳根子软,谁的话都听。而君主身边的那些大臣、侍从又常常狐假虎威,借着君主的名义干涉朝政。倘若如此,这位大臣该如何是好?”俾斯麦沉思良久,道:“为人臣子,倘若用心操持国务,都能得到君主的体谅,惟独在妇人、女子手下办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译自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如《星轺日记》等华文报刊也刊载了相关内容,但因为有所忌讳而没有全译。)听完这番话,李鸿章沉默了良久。唉!每每读到这段话,我都能理解李鸿章的境遇,知道他心中的气愤与忧愁、牢骚与烦闷,这并非平常人所能体察与理解。我批评他,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理解他,亦是出于这个原因。
自从李鸿章扬名于五湖四海后,五大洲的各国几乎无人不知李鸿章,而少有人知道中国。简而言之,李鸿章俨然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这些人站在外国的立场上评价中国的事,是无法探究事实的真相的,其原因不言而喻。而李鸿章则的确称得上是中国近四十年来最为重要的人物。任何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看到李鸿章的名字;而读《李鸿章传》的人手边则要同时拿上一本《中国近代史》作为参考,这已成为共识。如此说来,我所作的这本传记换个名字叫作“同光以来大事记”,也未尝不可。
不但如此,任何一
个国家当前的社会现象与其以前的历史必然有所关联--以前的历史是当前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前的社会现象则是以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李鸿章与****渊源颇深,想要准确评价李鸿章,就一定要以正确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更迭的大趋势、民族兴旺的大规律,以及****外交的台前幕后。只有这样,才能准确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孟子有云:“知人论世”,社会上的大事件很难说明白,而了解一个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从事时事评论的人往往将镇压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叛乱视为李鸿章的功劳,而将数次议和谈判归咎于李鸿章。以我之见,这种功过评论很不恰当。此前,俾斯麦对李鸿章说:“在我们欧洲人看来,抵御外侮是一种功劳,而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残杀同胞,我们并不认为这是荣耀。”因而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叛乱的功绩实则是同胞相残,如果哥哥残害弟弟也能被视为功劳,那么天底下的兄弟都要因此而忐忑不安。我们国人常因为国耻而愤怒,因痛恨和议,而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李鸿章身上。虽然这种思维可以理解,但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在1**5年2、3月份和1900年8、9月份那段时间里,倘若那些对李鸿章横加指责的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他的行为、决定和处理方法真的能比李鸿章更妥当吗?这些人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辱骂李鸿章,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只会指手画脚、鸡蛋里挑骨头的旁观者,图的不过是一时痛快而
已。因此,我对李鸿章的功过评价与这些说法相去甚远。
现在,李鸿章死了。外国人评价他时,都视他为中国第一人。甚至有一种说法--“李鸿章的死,必然会让中国今后的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李鸿章究竟能否被称为中国第一人,我不敢妄下定论,但我敢断定现在中国年过五旬、官至三品的人,没有任何一个能望其项背。我不敢断言,李鸿章的死一定会影响中国的全局;但我敢说,于清政府而言,失去了李鸿章,就如同老虎失去了伥,瞎子失去了说唱的本领,前景堪忧,麻烦会越来越多。我真心希望外国人所言不实,倘若真是如此,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岂不是要靠李鸿章一个人来支撑,中国还有救吗?
西方人常说“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也造就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非造就时势的英雄。换言之,时势造就的英雄都是寻常英雄。天下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长,哪朝哪代没有时势?随手翻一下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简直是车载斗量。然而,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千百年也难出一个,这就是为何中国漫长的历史生生不息,却很少有举世震惊的大事件。在写这本书时,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在评论霍光时,历史学家常感叹他不学无术。以我之见,李鸿章之所以没能成为世界级的大英雄,亦是因为这四个字。李鸿章不了解民心,不知晓世界发展变化的趋势,不懂得政治的本质。19世纪是一个竞争异常激
烈的时代,而他却贪图一时安逸,想通过小修小补的改良,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扩充国家实力,就妄图复兴中国,使之成为威名远播的强国。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却仅仅学了些皮毛,取水而不思源,想靠着一些小聪明与世界上的大政治家相抗衡。他目光短浅,对一些蝇头小利孜孜以求,而不惜出让大的利益。如此混乱的局势,倘若不鞠躬尽瘁、用尽心力,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呢?孟子有云:“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鸿章晚年遭遇的接二连三的失败都是这个原因。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该过分苛责李鸿章。毕竟,李鸿章不是能造就时势的英雄。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俗人,一定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思想和习俗所羁绊,而难以超脱出来看问题。李鸿章没有出生在先进的欧洲,而是出生在相对落后的中国;没有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而是出生在数十年前。他的前人也好,他同时代的人也好,没有造就时势的英雄引导他、帮助他。与他同一时代、同一环境的人物都不过如此,自然不能将责任都归咎于李鸿章头上。另一方面,李鸿章的境遇也与他难以施展志向的现实有所关联。
综上所述,我才说:敬重李鸿章的才识,惋惜李鸿章见识的不足,更同情李鸿章的遭遇。然而,今后的岁月里还有人能沿袭李鸿章的老路,成就一番伟业吗?岁月斗转星移,时势瞬息万变,造就英雄的原因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无论如何不要把我替李鸿章开脱责任的理由用来宽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