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只有平庸的人既不会遭到诋毁，也不会得到赞誉。倘若全天下的人都在骂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可以称为世间少有的奸雄；倘若全天下的人都在称赞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可以称为世间少有的豪杰。然而，那些对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发表评价的多是平常人，至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则较少袒露内心的看法。让平常人评论不平常的人，难道是一件可信的事吗？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就不是趋炎附势的伪君子；谤满天下的人未必就不是一片丹心的真英雄。俗话说“盖棺定论”，依我看来，有的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人们对他的评论也未见得准确。那些称赞他的，仍在称赞着；那些诋毁他的，仍在诋毁着，让后世莫衷一是。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的同时，也被千万人诋毁着；夸他的人把他捧上天，骂他的人则把他踩到脚下；他得到了多少赞誉，就承受着多少诋毁，看似可以功过相抵。像这样一个人，该如何评价呢？答案昭然若揭--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且不论他是奸雄还是豪杰，单论他所处的层次，就不是平常人的眼光所能企及的，也不是平常人所能随口评价的。只有理解我这些话的人，才能读懂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识，亦惋惜李鸿章见识的不足，更同情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环游欧洲列国时，在德国拜会了其前首相俾斯麦，问他道：“倘若为人臣子，想为国家尽心尽力地办事，但满朝文武都与他意见相左，联合起来拖他的后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想按照
自己的意愿办事，该如何是好呢？”俾斯麦答道：“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了他的支持就能大权在握，还愁什么事办不了呢？”李鸿章说：“倘若现在有一位大臣，他的君主耳根子软，谁的话都听。而君主身边的那些大臣、侍从又常常狐假虎威，借着君主的名义干涉朝政。倘若如此，这位大臣该如何是好？”俾斯麦沉思良久，道：“为人臣子，倘若用心操持国务，都能得到君主的体谅，惟独在妇人、女子手下办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译自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如《星轺日记》等华文报刊也刊载了相关内容，但因为有所忌讳而没有全译。）听完这番话，李鸿章沉默了良久。唉！每每读到这段话，我都能理解李鸿章的境遇，知道他心中的气愤与忧愁、牢骚与烦闷，这并非平常人所能体察与理解。我批评他，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理解他，亦是出于这个原因。
自从李鸿章扬名于五湖四海后，五大洲的各国几乎无人不知李鸿章，而少有人知道中国。简而言之，李鸿章俨然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这些人站在外国的立场上评价中国的事，是无法探究事实的真相的，其原因不言而喻。而李鸿章则的确称得上是中国近四十年来最为重要的人物。任何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看到李鸿章的名字；而读《李鸿章传》的人手边则要同时拿上一本《中国近代史》作为参考，这已成为共识。如此说来，我所作的这本传记换个名字叫作“同光以来大事记”，也未尝不可。
不但如此，任何一
个国家当前的社会现象与其以前的历史必然有所关联--以前的历史是当前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前的社会现象则是以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李鸿章与****渊源颇深，想要准确评价李鸿章，就一定要以正确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更迭的大趋势、民族兴旺的大规律，以及****外交的台前幕后。只有这样，才能准确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孟子有云：“知人论世”，社会上的大事件很难说明白，而了解一个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从事时事评论的人往往将镇压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叛乱视为李鸿章的功劳，而将数次议和谈判归咎于李鸿章。以我之见，这种功过评论很不恰当。此前，俾斯麦对李鸿章说：“在我们欧洲人看来，抵御外侮是一种功劳，而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残杀同胞，我们并不认为这是荣耀。”因而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叛乱的功绩实则是同胞相残，如果哥哥残害弟弟也能被视为功劳，那么天底下的兄弟都要因此而忐忑不安。我们国人常因为国耻而愤怒，因痛恨和议，而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李鸿章身上。虽然这种思维可以理解，但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在1**5年2、3月份和1900年8、9月份那段时间里，倘若那些对李鸿章横加指责的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他的行为、决定和处理方法真的能比李鸿章更妥当吗？这些人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辱骂李鸿章，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只会指手画脚、鸡蛋里挑骨头的旁观者，图的不过是一时痛快而
已。因此，我对李鸿章的功过评价与这些说法相去甚远。
现在，李鸿章死了。外国人评价他时，都视他为中国第一人。甚至有一种说法--“李鸿章的死，必然会让中国今后的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李鸿章究竟能否被称为中国第一人，我不敢妄下定论，但我敢断定现在中国年过五旬、官至三品的人，没有任何一个能望其项背。我不敢断言，李鸿章的死一定会影响中国的全局；但我敢说，于清政府而言，失去了李鸿章，就如同老虎失去了伥，瞎子失去了说唱的本领，前景堪忧，麻烦会越来越多。我真心希望外国人所言不实，倘若真是如此，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岂不是要靠李鸿章一个人来支撑，中国还有救吗？
西方人常说“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也造就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非造就时势的英雄。换言之，时势造就的英雄都是寻常英雄。天下如此之大，历史如此之长，哪朝哪代没有时势？随手翻一下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简直是车载斗量。然而，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千百年也难出一个，这就是为何中国漫长的历史生生不息，却很少有举世震惊的大事件。在写这本书时，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在评论霍光时，历史学家常感叹他不学无术。以我之见，李鸿章之所以没能成为世界级的大英雄，亦是因为这四个字。李鸿章不了解民心，不知晓世界发展变化的趋势，不懂得政治的本质。19世纪是一个竞争异常激
烈的时代，而他却贪图一时安逸，想通过小修小补的改良，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扩充国家实力，就妄图复兴中国，使之成为威名远播的强国。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却仅仅学了些皮毛，取水而不思源，想靠着一些小聪明与世界上的大政治家相抗衡。他目光短浅，对一些蝇头小利孜孜以求，而不惜出让大的利益。如此混乱的局势，倘若不鞠躬尽瘁、用尽心力，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呢？孟子有云：“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鸿章晚年遭遇的接二连三的失败都是这个原因。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该过分苛责李鸿章。毕竟，李鸿章不是能造就时势的英雄。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俗人，一定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思想和习俗所羁绊，而难以超脱出来看问题。李鸿章没有出生在先进的欧洲，而是出生在相对落后的中国；没有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而是出生在数十年前。他的前人也好，他同时代的人也好，没有造就时势的英雄引导他、帮助他。与他同一时代、同一环境的人物都不过如此，自然不能将责任都归咎于李鸿章头上。另一方面，李鸿章的境遇也与他难以施展志向的现实有所关联。
综上所述，我才说：敬重李鸿章的才识，惋惜李鸿章见识的不足，更同情李鸿章的遭遇。然而，今后的岁月里还有人能沿袭李鸿章的老路，成就一番伟业吗？岁月斗转星移，时势瞬息万变，造就英雄的原因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无论如何不要把我替李鸿章开脱责任的理由用来宽恕自己。